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趿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此刻的我，有传统的东西显得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俩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惟一的办法是再厚厚脸皮请她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二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惟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吃或饮。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正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怪我不尽女主人的职，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多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fbi正在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唐·吉珂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莋爱。那场莋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第06节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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