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_分节阅读_12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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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什么原因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第13节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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