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条令把“联合战役”的四要素——统一指挥、军种平等、全面联合与全纵深同时作战凸显出来，首次明确了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挥控制权；规定任一军种都可能根据不同情况担任作战主角；把“空地一体战”扩展为陆、海、空、天一体战；强调在整个作战空间里进行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在美军参联会的强力推进下，各军种相继着手制定与联合条令相匹配的军种条令，以示公开对这一代表未来战争走向的新战法的认同。尽管私下里他们仍念念不忘突出本军种的核心作用，尤其希望实行一种界限清晰的联合——即明确各自领域和权利，由条令、法律和军种荣誉感区分彼此的联合。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看来这一次不打算对各军种参谋长表示妥协，他通过颁布被称为“引导美军共同行动的‘样板’”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25]，决心扮演它一回现代摩西，在满天令人狐疑的暮色中，带领美军拆除军种间藩篱。迈上为真正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艰辛跋涉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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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96年美军参联会推出《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作为美军未来作战理论，详见《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在《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冬季号上，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和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均表示支持《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陆军参谋长赖默也随即推出了《2010年陆军构想》，以响应《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很容易传播相接受新鲜事物的国家，事情也远不像沙利卡什维利以为得那么简单，随着他的退役，美军中对“联合构想”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怀疑论重新抬头。海军陆战队认为，“不要将‘联合’奉若神明，而去压制有关未来军队编成的讨论”，“联合的一致性将导致军种独特性的丧失”，而这是与“强调竞争、多元化”的美国精神相违背的。空军则委婉地表达了“2010年联合构想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并鼓励军种间相互学习”、“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实验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要灵活，不能僵化”的意见[26]，海军、陆军在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远，大有将沙利卡什维利的心血毁于一旦之势。可见，并不是只有发生在东方的改革才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境况。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会对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牺牲一种可贵的思想扼腕而叹。因为“联合战役”、“联合构想”的实质根本就不在于对军种利益的肯定或剥夺，而是意图使各军种能在统一的战场空间内实现联合作战，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军种自行其是的负面效应。显然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体化军队的办法之前，人们能够想出的上乘战法。只是这一可贵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在了武力战的层面，而没能将“联合”的视野，扩及到人类可能产生对抗行为的所有领域。这种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广义战争的端倪已然露头的时刻，显得如此醒目，以至于如果没有美国陆军在1993年版《作战纲要》中提出“全维作战”的概念，我们简直就会对美国军事思想界的“贫血”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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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详见美《海军学会会刊》，1998年1月号，霍夫曼中校题为《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文章。

    这份被第13次修改后的纲领性文件，极富远见地洞察到了美军在今后若干年间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首次提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崭新概念。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概念，才使人们认识到进行全方位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国陆军得以为自己的作战理论找到了一个非常大气的新名字——“全维作战”。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并表现出强烈创新精神的，正是在海湾指挥第七军时被人们指责为作战保守的弗兰克斯将军。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走向，这位战后初任的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司令差点就让美国军事思想史产生一次历史性突破。虽然在此版《作战纲要》中，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条令编写组的军官们，没能理清“在整个战区实施太空作战支援下的统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战”与“在战争和非战争行动的各种可能行动中运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去果断地完成受领的任何任务”这两句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没能发现在作为军事行动的战争之外，还存在着远为广阔的非军事战争行动的可能性，但它起码指出了“全维作战”应具有“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特点，而这正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作战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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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97世界军事年鉴》对“全维作战”有详尽介绍。（p291－294）

    很可惜，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陆军，过早地中止了这次革命。在一片反对声中，曾在弗兰克斯将军麾下任团长、后担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联合兵种司令的雷尔德，对其老上司的创意诘难最甚。此时的霍尔德中将己不是战场上那个冲劲十足的霍尔德上校，这一回他扮演的是陆军中保守传统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那种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的想法，在作战部队中并不受欢迎，很多指挥官都反对把非战争行动与本义上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在霍尔德的身后，“陆军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把非战争行动区分出来单独对待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如果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基本条令，将会冲淡军队的尚武特征，还可能导致军队行动的混乱。事情走到这一步，弗兰克斯将军的革命归于流产就不可避免了。在后一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将军授意下，霍尔德将军和98年版《作战纲要》的修订小组，以“一组单一的原则涵盖陆军所有类型的军事行动”为基调，终于对新纲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们的做法是不再区分非战争行动与一般军事行动，只是将作战行动划分为：进攻、防御、稳定、支援四种类型，把原本已归到非战争行动里的救援、维和等任务，重又装回作战行动的老套，以使其能纳入统一的作战原则之下，而对“全维作战”的概念则干脆放弃[28]。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本清源、删繁就简的举动。而实际上，这是一次美国版的买椟还珠。因为修订后的新纲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所带来的理论混乱的同时，也顺手遗弃了他们不经意间采摘的颇有价值的思想果实。看来在跳进一步退两步的舞蹈时，所有的民族都无师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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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据美《陆军时报》1997年8月18日肖恩·内勒的文章《新版〈作战纲要〉草案的变化》。

    不过，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诚然，“全维作战”已比此前任何军事理论对作战领域与方式的认识都宽泛了许多，但就其本质来看，依旧没有脱逸出“军事”的范畴，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比军事性战争行动含义更广泛、起码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作战领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国军人的视野之外——可恰恰正是这一大片领域才是未来军人们和政治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维”。更何况“全维”一词在美国陆军那里，还没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学上的空间维度，还是与战争相关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说，它还处在语焉不详、混沌不清的状态。而如果理不清全维是指什么，各维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便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原本极富潜力的概念。事实上，没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间加时间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维度上展开一场战争，任何具体的战争总会有所侧重，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展开，又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结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行动将不再是战争的全部，而只是全维中的一维，甚至加上弗兰克斯将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还其不上是全维。只有再加上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非军事战争行动”，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全维作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所有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中，都不曾出现过[29]。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维作战”这些充满创见的概念，已经相当逼近从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军事思想革命，可以说，它已经来到了崎岖山路的最后一块悬岩之下，距离大彻大悟的峰巅还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里，美国人停了下来，一向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兔子，开始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无论海湾战后沙利文或弗兰克斯们在多少篇军事论文中发出“兔子跑吧”的呼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龟都甩在它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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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大概只有安图利奥·埃切维里亚的文章“一场军事理论上的革命：战争各维的互动性”，指出了战争中的“各维”不应是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所指的长、宽、高等，而是指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技术、作战、后勤等因素。但可惜他还是围绕军事轴心来观察战争，并没有对战争的外延形成突破。

    现在，或许该是伦奈·亨利中校[30]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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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996年4月，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上，陆军中校伦奈·亨利作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战略伙伴……或对手》的报告，结论是：“中国至少在下个世纪头25年里不可能进行一场军事革命。”（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7年第6期）

    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

    序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

    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

    ——富勒

    “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1]。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2]，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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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大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采访了一批美国军界要员。陈伯江问佩里：“美国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论上的突破是什么？”佩里回答：“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隐形技术。它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信息技术解决了士兵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要求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后面有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解决这一问题进展甚慢。最近10年，技术的进展非常之快，使解决这一问题有了革命性的办法。”（《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第11期，p44）作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的佩里，显然更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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