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以上论述表明，这种偏正式结构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因而偏与正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关系。在这点上，与黄金分割律的情况非常相似：0.618与1之间就既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又是一种非均衡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为在偏正结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黄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这是两者间共同的特征。规律告诉我们，在两个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规律。如果在黄金分割与偏正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共同规律的话，那就应该是：
0.618＝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非田忌赛马的典故莫属了。在总体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大军事家孙膑挥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国博弈智慧的经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作开局，在输掉必丢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马和上马，连克对方的下马和中马，确保了获胜所需的两局优势[8]。这种以丢一保二策略（主导）去赢取整个赛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而其三局两胜的结果，则又完全符合2：3的黄金比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汇流、二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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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黄金律＝偏正律。
找到规律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也是研究问题的开始。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名曰偏正律的东西普遍贯穿于事物的运行之中，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规律同黄金律一样不会独独在军事领域留下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齐鲁长勺之战。两军对阵，齐军来势汹汹，鲁军按兵不动。齐军擂了三通鼓、冲了三回阵，仍未撼动鲁军阵脚，气势明显低落。鲁军趁机反攻，大获全胜。战后，谋士曹刿向鲁庄公点破了此役齐败鲁胜的道理：敌军“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此战可分五个阶段：齐军一鼓——齐军再鼓——齐军三鼓——鲁军反攻——鲁军追击。从第一到第三阶段，曹刿采取了避敌锋芒的策略，使齐军在没能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便迅速越过了自己攻击力的黄金点，而鲁军则准确地选择此点为反攻时机，在2700年前的战场上充分印证了黄金分割律（3:5g0.618）。可以肯定，当时的曹刿，绝不可能知晓晚于他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黄金分割理论。况且，就是他知道这一理论，也不可能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事中，准确地测知哪里是它的0.618。但他却凭直觉猜测到了这一闪烁黄金光芒的分割点，而这正是所有天才军事家们共有的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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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左传·曹刿论战》。此后，曹刿在柯地参加齐鲁会盟时，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有谋有勇如此，为罕见之良将。（见《史记·刺客列传》）
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与曹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也像曹刿一样洞悉敌人攻击力递减的奥秘。因而他一反常态，把最弱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应布署精锐的阵线中部，让他们去正面经受罗马军队的攻击，待其支撑不住后，战线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月形凹陷。这弯不知是汉尼拔刻意营造还是意外形成的新月，变成了消解罗马军队攻击力的巨大缓冲器。当这一强劲力量因战线的拉长逐次衰减，在接近迦太基人阵线的底部而呈强弩之末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骑兵上却占优势的迦太基人，不失时机地让其铁骑两翼齐飞，迅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合围，把坎尼变成了宰杀7万生灵的屠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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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坎尼之战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例，几乎所有战史著作中都会提及。（美）贝文·亚历山大所著《统帅决胜之道》，关于坎尼之战的描述图文并茂，对理解我们所说的“偏正律”有帮助。《统帅决胜之道》，新华出版杜，1996年版，p11－13。
这两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战役，都把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作为主导性策略，采取了明显偏离正面决战的作战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敌方攻击力的衰竭点，作为己方反击的最佳时机，在战法上明显地符合黄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这两个战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在战史中更多地看到黄金律－偏正律在闪闪发光。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也许更加明显。二战时，德军进攻法兰西的战役，从头至尾都浸透了我们所说的这二律的精髓。无论是将坦克从步兵的配属变成主战兵器，还是抛开一战时的套路把闪击战作为主战理论，以及不但出乎敌人、甚至出乎德军统帅部里那些观念陈旧的老将军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选为德军进攻的主导方向，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统，明显地带有“偏”向性。正是这一偏向，导致了整个德军军事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峡”的梦想，成了英国人在敦克尔刻的噩梦。而此前谁会想到，这一奇迹的蓝图，竟绘自两个级别较低的军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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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曼施坦因在1937－1938年间，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首席参谋次长，由于德国陆军内部矛盾，曼施坦因被逐出陆军总部，改任第十八师师长。1939年，德国陆军总部须发西线作战计划“黄色作战计划”，其意图是以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内所将遭遇的英法联军，而以较弱的兵力掩护其侧面。显然，这个计划是1914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时任a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坦因用a集团军的名义，拟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以备忘录或是作战草案的方式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但一直被总部高级将领拒绝。对曼施坦因备感恼火的陆军总部将其调任第三十八军军长，曼施坦因却利用面见希特勒的机会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并说服了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悟性甚高的希特勒。这个在战后被利德尔·哈特称为“曼施坦因计划”的要点是：以左翼为攻击重点，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从阿登山脉突袭。（《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0年）
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第十九军，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最出色实践者。（《闪击英雄》，古德里安著，战士出版社，1981年）
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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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先攻击菲律宾的意见，认定必须首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瘫痪。1941年12月7日，南云将军指挥的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袭击珍珠港，击沉美海军“亚利桑那”号等4艘战列舰，炸毁188架飞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p276－335）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0.618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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