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拉开大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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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21世纪将出现数个的国家组群，如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组群；欧亚组群。这些组群之间的争斗是未来冲突的主导。（《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21）。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加，亦体现了这一趋势。（见《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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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东盟、非统等组织已经或正在成为解决地区事务的不可忽视的超国家组织。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6]，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7]。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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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战国时期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连横”（秦联一或数国攻击他国的联盟），即为国与国联盟的范例。（《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p4）

    [7]当代的超国家组合，不只是国家组织与国家组织之间的组合，它还包括了国家与跨国甚至非国家组织的组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某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对冲基金的默契配合。

    [8]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为世界安全开出新的处方，建立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为核心。且不论布氏的处方是否有效，但他至少指明了一条与我们相同的思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卡尔·多伊说，“国际组织往往被视为引导人类走出民族国家时代的最佳途径”，一体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平”。（见《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p332）

    作为目前唯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的国家。它从不放过任何参与到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国际组织里面去的机会，或者说它一向都把任何国际组织的行动看做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不论是欧洲、美洲、亚洲以及其它地区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美国都要力争置身其列以便操纵。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9]。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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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美国国防部长1996财年度《国防报告》，军事科学出版社，p5。

    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10]。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与索罗斯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10年间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5万亿并仍以每月300亿的速度递增[11]，与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对冲基金”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不”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12]。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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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本《文艺春秋》月刊1998年8月号，石原慎太郎文章《新亚洲攘夷论》，认为美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种种行径表明了其打击亚洲的战略图谋。这位“不”先生的看法虽有几分偏激，但仍不失见地。（见1998年8月15－16日《参考消息》）

    [11]见1998年9月29日《参考消息》，11版，转载美国《财富》杂志文章。

    [12]与石原慎太郎持相同看法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俄罗斯《论坛报》7月16日发表经济观察家康斯坦丁·索罗金的文章《盟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谈到了相同的看法。（见1998年8月15日《参考消息》）

    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

    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申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我们提出“超领域组合”与“超国家组合”一样，都是个缩略语，确切地说，在它们的后边还应缀上“战争行动”四个字，才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我们营造并使用这类概念的意图。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为了把“超……组合”这种被超限思维驱动的主张，限定在战争及其相关行动的范围内。

    “超领域组合”，介于前面已经谈过的“超国家组合”及后面将要论述的“超手段组合”两者之间。正像它在我们论述时所处的位置一样，它对突破性的超限思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飞机突破音障，才能进入超音速飞行一样，从事战争的人，只有突破领域的局限，才能进入战争思维的自由态。思想的破限是行动破限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的破限，即使凭借直觉在行动中有所突破，也终难成就正果。如美军的“全维作战”理论与我们的“超领域组合”异曲同工（所谓全维度亦即全领域），但由于美军的“全维作战”更多的像是一群聪明军人的突发奇想，而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突破性思维基础上，所以，这一有可能导致一场军事革命的思想火花，很快便由于不彻底思维必然要面临的种种障碍，令人惋惜地熄灭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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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在今天的美国陆军那里，“全维”是一个局限在军事领域中的概念，如在《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中的“全维保护”原则，主旨是强化对美军的信息保护。在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司令e·威尔逊上将看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机动的“后天的陆军”就是“全维部队”。可见，美国陆军对“全维”思想，是去其精髓而徒留其名。（参见《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虽然远在曹刿近在柯林斯，这些远见卓识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战争各领域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做是战争中必须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从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不惜毁掉大半个国家，以坚壁清野的策略对付拿破仑；到二战时德累斯登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炸，不计平民伤亡地把军事胜利绝对化，以及“大规模报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提出，都没有突破过这一模式。

    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击性形态。

    1987年10月19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盘。这个令人闻之变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帐面损失即高达5600亿美元，等于净赔掉一个法国。事隔数年，由军事行动引发股灾进而导致经济恐慌的一幕再次重演。1995－1996年，中国大陆两度宣布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弹迹划空之时，台湾股市应声而落，出现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以上两例，虽然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领域组合，特别是前者还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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