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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