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54岁，撇下五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仅1岁。当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社会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革”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聊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 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生、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注释（6）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骨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作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五十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及内蒙古大学（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作过这样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傅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作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缴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缴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注释（7）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尚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革”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比现在人们看到的要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

    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遗愿，2004年7月，傅乐淑侄子、在美国的傅翔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3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27、29、35、3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2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0]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3、34] 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3期。

    [36]早年曾得过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湖南人朱经农，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职。1948年年底赴美。关于朱在美国的遭遇，胡适有过如下记载。1950年5月22日：“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二十封信向各大学找事，十五处回信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转经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叹。”1951年3月9日：“从prion[普林斯顿]回寓，已过七点，看了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是朱经农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点，忽得朱庭祺夫人电，说，经农今天下午心脏不济，就死了！极惨极惨。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最近始得fca[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资助，在hart-ford,.[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的serninary foun-dation[神学院基金会]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7、40、43]《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 陈仲玉 任育德；纪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8]《胡适年谱》，耿云志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胡适致陈之藩》，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41]《蒋介石年谱》，第378页，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批胡运动悄然兴起（1）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几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荪，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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