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1935年7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5年4月至1938年3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年4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年1月27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95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1982年口述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的副主任。1946年11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月7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1947年3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一切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月2日过了黄河，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延安光复后，保育院又回到了延安。我们这次历时近20个月、行程1000多里，实现了孩子们安全转移。当许多家长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探望自己的子女，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健壮时，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说：‘想不到孩子长得这么好呀！’”
杨芝芳是新中国保育事业的奠基人。她从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成立到新中国诞生，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4年春调到东北，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机关幼儿园主任。1955年西北保育院改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她又回到西安任保育院院长，一直到1978年离职休养。
1986年，组织上安排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到北京市海淀区老干局干休所安度晚年。2001年5月1日，老人家在北京304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
杨芝芳与高岗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名“海潮”，生于高家沟村，三岁时因病死于延安。二儿子名高毅，小名“老虎”，1930年生于高家沟村。1939年，高毅随同周恩来去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学习七年。1947年，随同王稼祥等由苏联回到哈尔滨，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留学，高毅同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21人一道，再次赴苏学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建筑。1952年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次年，与宋丽达结婚。1960年，为照顾老母，举家由哈尔滨迁到西安，先在四○三厂工作，后因“清理阶级队伍”，去了咸阳纺织器材厂。1979年，经王震同志批示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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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组织“一高”学潮（1）
在清代和民国初，横山县官办学堂很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维新变法，学部颁发兴学章程，通令各县成立学堂，县令章春芳才下令将乾隆十四年（1749）成立的岩绿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1915），高等小学堂又奉令改为横山，后又改称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一高”），成为横山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
青年时期的高岗
所谓的高等小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一般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高岗是1922年离开龙镇小学进入“一高”读书的。当时的“一高”在校长曹思温的苦心经营下，已经成为在陕西省小有名气的学校。学校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绥德等地延聘名师任教。从北京请来的教师陈建晨（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的年薪就高达400银元。
“一高”校舍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在战火中被焚毁的。校舍遗址距现在的横山县城有十几里路。
1998年9月24日，我们在横山县史志办赵庆隆先生的引导下，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一高”旧址。
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几处残垣断壁和满山坡的庄稼。历时200余年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现仅存五孔残窑。昔日人声鼎沸的操场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我们只能从新编县志中窥见当年学校的概貌：
民国七年（1918），县长张文丞因学款支绌变卖冯君聘等膏火学田数处，得银洋三千余元，除以二千元作基金洋外，以千余元在原学堂的基础上增修校长和教员室、益智图书馆、贮藏室石窑五孔，并购置图书、教科书及理科标本，学校设备渐趋完善，学生也发展到一百五十余名，教师七名。民国十年（1921）后，县长刘治堂重视人才，热心教育，设法给学校增筹基金，添聘教师。并在窑前东西两边各新建宿舍五间，在西院修通用大教室五楹（三大间），学生宿舍两排各五间。对校长室东侧的操场也进行了扩建。《横山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503页。
高岗入“一高”时已经17岁，身高已达18米，
加之生性好动，善于结交朋友，爱打抱不平，很快就成为学生们所瞩目的人物。1922年秋天，在榆林举行了有陕北23个县参加的学生运动会，横山“一高”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声名大振。身高力壮的高岗也在运动会上又跑又跳，大出风头。
现代学堂往往成为新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高岗入“一高”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潮正通过大中城市向城镇扩散。特别是到了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高潮也波及了偏远的横山，宣传新思潮的各种书刊在学生们中广泛流传。
1925年入“一高”读书的谷奇峰（1981年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竟然在历经战乱和内乱后，还神奇地保留着他1925年至1928年在“一高”时读过的部分书籍，为我们了解当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在“一高”的传播情况，留下了真实的证据。
谷奇峰保存的在“一高”时读过的书有下列七种：
《社会进化论》（油印本），昆山著
《新社会观》，课外读物
《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著，课外读物
一 3 组织“一高”学潮（2）
《政治学概论》，恽代英著，课外读物
《工人与政党》（油印本）
《政治生活》杂志（77、80、81期）
《向导周报》（160、161期）《谷奇峰回忆横山县早期革命斗争》（1983年），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横山“一高”旧址
这些书刊都是当年流传甚广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在当时的“一高”可以公开地阅读。虽然我们没有见到高岗如何学习这些书刊的直接材料，但作为“一高”学生领袖之一的高岗必然受到这些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则是可以推论的。
例证就是高岗在1925年春天爆发的“一高”学潮中的表现。
关于“一高”学潮爆发的原因、经过与意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是这样论述的：
1925年3月，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横山“一高”）学生曹动之、高岗等人受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积极组织起来，开展罢课斗争，反对奴化教育，并与王东皋、石作琦、王怀信等组织建立学生自治会，高岗、曹动之先后任学生会主席。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惊恐，于是开除了曹动之、高岗等五个带头人的学籍，又给其他参与者以罚款处分。对此，全校学生极为不满，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整队到县政府门前请愿。结果遭到县知事刘治堂和反动军警的镇压，关押了学生王怀信、石作琦。第二天，学生纷纷离校罢课，并派曹动之、高岗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后经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从中斡旋，横山县当局释放了被押学生，免除了对学生的罚款，杜先生将被开除的五名学生收入榆中就读。这便是震动陕北的横山“一高”学潮。中共横山县委组织部、中共横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横山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8页。
“一高”学潮从小学闹到中学，从横山闹到榆林，其反抗旧思想、旧制度的革命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范畴，在当时的陕北高原震动很大。《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就称其为“横山革命的先声”。
高岗在“一高”学潮中发挥了作用，得到了锻炼，并因此进入了著名的榆林中学读书，这是年轻的高岗所没有想到的。但恐怕高岗更没有想到而且是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件事，也是在“一高”学潮时发生的。
这就是他在“一高”学潮期间结识了刘志丹。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虽然刘志丹仅比高岗大两岁，但与出身贫寒的高岗不同，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刘志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2年就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中学读书。而且胸怀大志、聪颖勤奋的刘志丹很快就在榆林中学崭露头角，于1924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首届会长了。
横山“一高”学潮之所以能够胜利，是与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高岗与曹动之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也是在杜斌丞以及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高岗等人来到榆林后，首先受到了榆中校长杜斌丞的亲切接见，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与高岗等横山“一高”的学生代表也进行了深入交谈。然后，在杜斌丞和刘志丹的努力下，召开了榆林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联系会，高岗等在会上报告了学潮的起因与经过，与会者也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一高”学生的合理要求。在学生义愤填膺，民怨渐渐上升的巨大压力下，又由社会名望很高的杜斌丞亲自出面斡旋，才迫使横山县当局做出让步，
刘志丹使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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