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瓦窑堡或清涧县城。

    9月3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团以上的指挥人员，来到瓦窑堡郊外查勘地形，了解情况。

    一行人爬上瓦窑堡近郊的黑山梁，不用借助望远镜，就可见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沟壑纵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敌人在墙外布满了梅花陷坑，每个梅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金属刺，而且全部梅花陷坑都在碉堡的交叉火力控制之下。面对着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志丹、高岗以及各团指挥员一致认为，如果强攻瓦窑堡，纯粹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项任务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五 1 打横山（3）

    瓦窑堡无法攻破，清涧县城的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坚固，地形更险要，更没有强攻的可能。怎么办？不攻城拔寨，违背上级领导的命令；勉强硬攻，则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正当指挥员们议论纷纷时，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提出了一个既不打瓦窑堡也不打清涧县、但又不违抗命令消极怠工的良策：改打敌人防守薄弱的横山县。

    这个曹动之，就是当年与高岗一起发动““一高”学潮”，又同时被校方开除，转入榆林中学的高岗同乡。高岗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后，热情追求新思潮的曹动之因在榆林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而被开除，回到了横山县。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后来他奉命打入军阀部队搞兵运，并于1934年率部参加了红二十七军。

    曹动之对于自己生长的横山县十分熟悉，他向刘志丹、高岗介绍说，虽然横山县城险要，但工事简略，只有国民党军一个骑兵三营驻守，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便可一举攻破。

    与曹动之经历相同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高岗，自然对横山县城也很熟悉。他在曹动之介绍完情况后，首先表示同意改打横山县城，认为曹动之的意见很有道理，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总指挥刘志丹见没有异议，便立即作出决定：放弃攻打瓦窑堡和清涧县，奔袭横山县城。

    9月9日，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在曹动之的带引下，来到了卧牛城根据地。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于11日拂晓赶到了横山城下。

    凌晨，攻城战斗打响。

    关于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担任主攻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于1983年11月10日做了如下回忆：

    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第一次奔袭横山县城，是于1935年8月27日文安驿会议后，在卧牛城一带做的战斗准备。其中参战的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其中参战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团长是我，政委是张达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红一团是主攻，位于横山城的北面，约有八九百人。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断了，所以使梯子显得短了，经几次攀登后，被敌人发觉，后采取强攻，还是没有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最后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其中我团三连连长和通讯员也都牺牲了。所以下午前敌总指挥命令我军撤退了。

    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做了回忆。

    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

    由于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高低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说有一处很低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致使我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我军只好实行强攻，一直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我军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30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据此就像有些回忆材料那样，把打横山失利的责任推到高岗的头上，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打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的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十分支持，他们纷纷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所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很可惜，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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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2 永坪镇会师

    打横山失利后，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返回到清涧县一带活动。恰在此时，传来了红二十五军到来的消息，刘志丹、高岗立即奉命率部赶往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二十五军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部队沿途冲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越过桐柏山，横跨豫南，转战千里，于12月上旬进入陕西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瘐家河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创造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连战连捷。1935年7月初，红二十五军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因此，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沣峪口出发，出秦岭，渡渭河，过六盘山，驰骋于陇南陇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然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于9月7日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由于政委吴焕先已经在战斗中牺牲，所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中共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并指令西北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9月15日到达永坪镇的。16日，刘志丹与高岗就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来到了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点，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一块一块的根据地。由此，也就形成了分别活动在不同根据地的一支支红军部队。然而，虽然根据地是分块的，各支红军部队是相对独立活动的，但领导这些根据地和红军的党却只有一个，党中央对各个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无论从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还是土生土长的西北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两支红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即9月17日，在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会师后的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8000余人。

    红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胜利会合，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的革命力量，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本书的传主在这场两军大会师中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只是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接下来开展的劳山战役中，这位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却上演了一幕“赤臂战劳山”的传奇故事。

    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被蒋介石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也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共匪”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红十五军团确定了佯攻甘泉、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先以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主力则埋伏于甘泉北30里的劳山。当一一○师匆忙由延安来增援甘泉守军时，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全歼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获3700多人，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皆被击毙。

    在这场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第一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七十八师的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时，高岗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谈论的高岗“赤臂战劳山”。

    五 3 蒙冤入狱（1）

    劳山大捷后，东北军的骄横气焰遭受重挫，瓦窑堡守敌弃城而逃，红十五军团乘胜拔除了瓦窑堡周围的全部敌据点，根据地的首府也迁到了瓦窑堡。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对东北军一○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守卫的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等官兵1800多名。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西北剿总”急忙调整部署，调集重兵，组织新的进攻。

    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刻，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肃反”事件？虽然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但具体负责这场“肃反”的朱理治还是最有发言权。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往事回忆》中对当年的这场“肃反”事件的缘由做了详细的叙述：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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