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 1 戍守三边（2）

    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2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年7月31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年4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10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

    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曹怀文回忆西北革命斗争》（1985年1月30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31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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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 高司令（1）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不管高岗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内心作何感想，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

    来定边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虽然定边的生活条件比安定更艰苦，但一生勤劳的杨芝芳并不在乎环境如何。与频繁的战斗生涯比较起来，高岗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已经是相对稳定了。能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对于杨芝芳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儿子老虎（当时还叫“赖狗”）6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眼见着自己养育的小生命渐渐长大，这对于丈夫经常不在身边的杨芝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高岗到远离中央所在地的三边地区工作，业绩还是不俗的。但高岗由三边调到延安，却与其他因素有关。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他的壮烈牺牲不但是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不但才华横溢，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品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中央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后，虽然刘志丹仅被安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他顾全大局，没有怨言。东征战役开始后，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血洒疆场，奉献一生。

    由于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刚刚到达陕北，陕北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根据地领袖。因此，当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去世后，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高岗就自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更加注重发挥高岗在陕北的特殊作用，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它对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直接影响，则是事变后的第五天，即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又过了半个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高岗离开定边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高岗虽然还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阐述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在结论中，毛泽东还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重申了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重要观点，认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刚刚结束，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叫苏区党代表大会）即在延安召开。这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首届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理应参加这次党的重要会议。然而，十分可惜，高岗并没有能够成为会议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不是会议代表的高岗竟然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六 2 高司令（2）

    5月16日，苏区党代表大会秘书处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选举结果：

    高岗：83票；林伯渠：82票；吴亮平：78票；马明方：78票；李富春：71票；周兴：69票；李坚贞：68票；郭洪涛：64票；王达成：61票；习仲勋：60票；白治民：59票；刘长胜：57票；崔田民：49票；张秀山：48票；刘景范：48票；崔田夫：46票；李维汉：43票。

    以上17人当选为边区党委正式执委。

    罗锌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六人当选为边区党委候补执委。

    17日，第一次执委会议进行了书记和各部部长的选举，确定由郭洪涛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两省委逐步撤销，党在陕甘边地区的领导机构又逐步归于统一。

    中共陕甘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高岗虽然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但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动，仍然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不过，高岗在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仍然以最高票数当选，确实说明了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书记。中央初到陕北时成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所属的蒙古工作部和回民工作部。

    虽然担任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也难说是重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但表明高岗在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确有业绩，也意味着高岗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选拔视野，非常有可能成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之一了。

    在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边区政府的建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步伐加快。9月6日，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与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下辖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市），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秘书长为伍修权，民政厅厅长为马明方，财政厅厅长由林伯渠兼任，教育厅厅长为徐特立，建设厅厅长为刘景范，贸易局局长为叶季壮，保安司令为高岗。

    虽然高岗在三边时也被称为“司令”，但那时的十几人的“司令”与此时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这时的保安部队也只是由原来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镇压汉奸、清剿土匪、维持边区的治安等活动。但此时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在党内，他是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政府，已经升任保安司令，并且很快又将成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11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指出：

    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急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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