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两个人的飞行距离几乎相等。对于这个建议，麦克阿瑟没有应答。最后，让总统飞行4700英里、而麦克阿瑟仅仅飞行1900英里的威克岛被作为会见的地点提出了，这回麦克阿瑟的回答十分简单：“我将十分愉快地于十五日上午在威克岛与总统会面。”这个决定让包括艾奇逊在内的很多官员们大为不满，因为总统做的让步太大了，会给麦克阿瑟“以心理上的更大优势”。艾奇逊极其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

    但是，杜鲁门这样决定了。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太需要这次会见了。杜鲁门后来回忆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从北平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会面的另一个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放弃了在华盛顿会晤的念头。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该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了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见，结果认为在威克岛最为合适。”杜鲁门接下来的话对麦克阿瑟后来命运的影响甚是关键：“从六月以来的多次事件

    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他出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许多问题上的不愉快甚至是矛盾让杜鲁门十分恼火，然而，最让杜鲁门难堪的还不是麦克阿瑟与他的勾心斗角，而是绝对敏感的台湾问题。

    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做出的“台湾问题中立化”决议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封锁海峡，借口是防止共产党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在亚洲进行扩张行动，但却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根连接着炸药的导火索。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和局势的突变，台湾问题必定将是中美冲突的内在焦点。麦克阿瑟擅自访问台湾，和蒋介五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的军队，“共同防守台湾”。此后，蒋介石的讲话令杜鲁门忐忑不安：“吾人与麦帅举行历次会议中，对于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之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之后，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连同一批f－20战机进入台湾。拿麦克阿瑟的话来讲，用武力控制台湾的政策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义务”。身为政治家的杜鲁门懂得，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无异于向中国发出出兵参战的邀请信。为此，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严重警告：“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才有权命令或批准采取预防措施抗御大陆的军事集结行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发动全面战争以口实。”

    就在杜鲁门的警告发出后不久，麦克阿瑟寄给“芝加哥第五十一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一封信，信中说：“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杜鲁门见报后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撤回这封措辞露骨的信。他说：“麦克阿瑟在热衷于一个更冒风险的政策。”

    应该说，在对待共产党国家和台湾的问题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问题在于，麦克阿瑟如此无视美国总统的权威，这简直是在向美国的政体进行挑战。况且，一旦中国军队参战，美国面临的肯定是一个不可自拔的泥坑——对于战争扩大后果的估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他越洋跨海的长途旅行。

    麦克阿瑟对于威克岛会面一开始就持不感兴趣的态度。他对杜鲁门插手“他的战争”极其反感。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麦克阿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华盛顿方面千方百计地“束缚他的手脚”，用他的话说，“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家伙们在闲极无聊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发号施令”。尽管此次总统不远万里前来会见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但这根本不足以使这位亚洲的“太上皇”“受宠若惊”；相反，他对杜鲁门将要和他谈的一切方面的问题均感到“毫无意义”，他甚至认为杜鲁门此行是要在仁川登陆的胜利成果上捞取政治资本。更让这位将军不满的事还有：在华盛顿打来的一封电报中，特别强调了有关这次会见的一切新闻报道都由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掌握。换句话说，关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见中的新闻必须经过白宫的审查。杜鲁门亲自带了一个记者团，但这些记者在麦克阿瑟看来都靠不住，绝对不会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新闻稿，他要求带常年跟随采访他的“几乎是麦克阿瑟家族成员”的“自己的记者”，但是，白宫拒绝了。

    这使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这次会见更增添了一种怀疑——对杜鲁门政治投机目的的怀疑。因此，在东京飞往威克岛的八个小时的飞行途中，麦克阿瑟心绪不佳地在这架杜鲁门送给他的新专机“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旅程刚刚开始他

    已经感到整个旅程“令人厌恶”。

    麦克阿瑟早杜鲁门一天到达威克岛，并在机场的木板房里度过了失眠的几个小时。而杜鲁门把整个行程分成了三段，安排得很有节奏：先飞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过夜。然后，再飞往夏威夷，在那里，“海军为总统安排了轻松的活动”。最后，再从夏威夷起飞，飞往威克岛。总统的随行人员和记者足足装了三架飞机，随行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当时的感觉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好比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带着全副武装的随从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和察言观色”。

    15日拂晓，麦克阿瑟在威克岛的那间潮湿的木板房中刮胡子的时候，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飞临威克岛上空。“独立”号没有马上降落，而是在威克岛上空盘旋了足有三圈，后来人们说这是总统在证实一个问题：麦克阿瑟是否已经在这个小岛上等候他——如果总统早于麦克阿瑟在这个机场降落，其结果不是让总统迎接一个下属吗？还好，杜鲁门透过飞机舷窗除了看见当年日本强攻该岛时在海滩上留下的几辆破烂坦克之外，还看见了机场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仪式。“独立”号降落了。麦克阿瑟迎上去。堙杜鲁门看见了这位老将军的那顶陆军软帽“脏兮兮的”。“好久没看见你了。”这是杜鲁门握住麦克阿瑟的手时说的第一句话。记者们敏感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向总统敬礼。

    威克岛上的推一体面的汽车是一辆破烂不堪的“雪佛莱”

    后门打不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只有都从前门进去，再从前座到后座上。在一辆上面有四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间活动房子里。记者们除了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闲谈的时候在场，升始正式会议时均被挡在门外。天气酷热，总统和将军都脱了外套。麦克阿瑟拿出他的烟斗说：“总统先生，您不介意我吸烟吧？”杜鲁门说：“将军清便，我是世界上被烟雾喷在脸上最多的人。”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人禁止记录，因此威克岛会谈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参加过会议的人对会谈的回忆出入很大，而且，麦克阿瑟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这次会见，因为他认为这次会面“相对来讲不很重要”。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记述也不多。所幸的是，一位叫维尔尼斯。安德逊的小姐，一位随军的临时速记员，在门外仅仅隔着一条门缝把会谈的内容速记了下来。她说她这完全是“职业上的习惯”。撇开她的记录在今后所引起的麻烦不说，从她对麦克阿瑟发言的较为完整的记录中，可以令人想象到麦克阿瑟当时的固执、倔强和坚定不移。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除了谈到对日缔结和约、亚洲防御联盟等问题之外，朝鲜问题是谈话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令杜鲁门感到吃惊。麦克阿瑟用他特有的演说才能振振有词地侃侃而谈，令在场的军官们几分钟之后就认为“他确实是位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认为，目前发生在朝鲜的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钳制的游散目标而已”，战争实际上已经获胜。“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枪声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朝鲜，要由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此刻，麦克阿瑟想到的并不是战争怎么打的问题，而是胜利后美军部队的调度和战后朝鲜的体制问题，“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将尽力在明年年初在全朝鲜进行选举”。

    当然，既然自己正在面对总统，麦克阿瑟还是对自己给华盛顿惹下的麻烦做出了象征性的解释，对此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

    载道：“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的致信……将军说他为他对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他在一九四八年上了政客们的一次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对总统保证，他毫无政治野心。”

    会议的铺垫全部完成了以后，杜鲁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麦克阿瑟坚决的、不容怀疑的态度让在场的人于事后的多年中依然印象深刻：“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十至十二万人。只有五至六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对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评价，麦克阿瑟惯用带着一点血腥味儿的话说：“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

    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麦克阿瑟语气中充满了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蔑视：“他们之间的配合会十分差劲儿。我相信苏联空军轰炸中国人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杜鲁门在将信将疑中脸上有了点笑容。

    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参战的可能性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凭空的傲慢，作为一个具有长期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大量情报分析的基础上的。可惜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是美国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是否会参战这件事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开始，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全部对准了苏联，因为作为冷战的对手，苏联参战的可能性最大。情报部门吸取了二战期间日本向美国宣战前烧毁其驻美使馆文件的教训，对苏联驻西方国家的使馆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也确实发现过不少“异常动态”，比如苏联驻美大使馆里某天冒出烟雾等等，甚至连罗马尼亚宣布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苏联在捷克军队中开始教俄语、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正在返回希腊等，都被他们认为是“苏联的战争准备”的“情报”。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联合国的表现，苏联直接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中国在其东北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令美国人紧张了起来，风声鹤唳的“情报”对象转移到了中国方面来了。“中国部队的大规模的铁路运输开始”、“中国正在向中立国家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美国空军在满洲边境发现大量战斗机”、“中国人在鸭绿江上修渡口”等等。但是，来自情报部门关于中国动向的情报常常互相矛盾，很可能在一份声称“中国的介入迫在眉睫”的情报之后，立即会有另一份“中国介入的迹象不明显”的情报送到麦克阿瑟的案头。

    就在威克岛会见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赞赏的结论性报告，报告说：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涉，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五零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虽然这份报告中使用了情报文件绝对应该禁止的例如“可能”。“大概”这类词汇，但类似报告无疑会对麦克阿瑟产生严重的判断误导。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为杜鲁门的威克岛会见准备的分析材料中的结论是：尽管周恩来讲过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在向满洲前进，宣传上措辞激烈和发生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涉朝鲜。

    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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