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下去吗?我又气，又恨，又伤心。我要死，只有死，才能整他一辈子。死，死，在他回家之前就死，吞鸦片烟，吞金子，龙凤呈祥金戒指，就戴在我手上，取下来，一杯水，就了结了。你坐在床上，挥着小手，向我笑，要我抱。我起身抱你，在房里走来走去，看到五屉柜上我和你爹的照片，我坐在椅子上，元宝领短袄，绣花长裙，我抱着你，他一身军装，挺挺站在我旁边。我想到他对我的好，离不了，也丢不下你。告诉你，要自杀，马上动手，过了那一刻，就死不了了。哼!（母亲笑了一声，透着点儿嘲弄。）我没有死，还跟他生了八个儿女! 你一岁多，我们从宜昌回到汉口。民国十五年，刚好碰上武昌关城。我们住在汉口，那一房住在武昌黄土坡。你听说武昌关城吗?革命军打吴佩孚呀。吴佩孚是军阀，那是个军阀时代呀，有兵，就有地盘，就有权，就是在革命军里，也有军阀。当时有直系，皖系，奉系，还有很多系。你打来，我打去。和和打打，一笔乱账，算也算不清。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黄埔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和桂系反反复复，结果把桂系打垮了。你爹就在那样的里滚来滚去。军阀吴佩孚是保定军校的，你爹也是保定的，吴佩孚控制武汉的时候，你爹是湖北第一师参谋长。革命军打下武汉，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你爹又成了唐生智的第八军参谋处长。唐生智垮了，桂系控制武汉，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是保定的，从民国十六年到民国十八年，他是武汉卫戍总司令，你爹又成了胡宗铎的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民国十八年，武汉事变。桂系垮台。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野。你爹当然也下来了。桂系的人有的逃到香港，有的逃到国外去了。公安机关抓了好多桂系的人，有的坐牢，有的枪毙了。我们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就搬到日本租界，像亡国奴一样。不躲不行呀。我们和武昌那家人都搬到日租界的大和街。汉口的租界，除了日本租界外，都已经收回了。日租界成了许多的避难所。中国警察不能进日租界抓人。还有其他桂系的人也躲在日租界。他们天天秘密开会，商讨怎么对付中央。有一天，他们得到消息，公安机关的便衣特务要到日本租界来抓了。便衣特务可以混进日租界。你爹逃到同仁医院的一个日本护士家的阁楼里。对，你说的对，就是中根舅妈。我晚上去找你爹。你爹要我留下来。我说，这里低得头也抬不起来，怎么容得下两个人?你爹笑笑说，腻在一起嘛，地方越小越好。你笑，笑父母也有缠绵的时候?当然，父母也年轻过的呀!也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呀![返回目录]
母亲的自白2
桂系垮台了，你爹东逃西躲。赋闲八年，当上贵州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打共产党，没有兵。桂系嘛，中央抽后腿，把兵抽走了。只有死路一条了。你爹就像八字不好的女人，嫁一个，死一个，嫁一个，死一个，他嫁的人太多了，又都是挨打的人。你爷爷说大丈夫一怒而安天下，儿子就取名怒夫。安天下?妻子儿女都安不了。命也白白送掉了。 母亲有个朋友，中学教师，家里人叫她陶先生，阴丹司林罩衫，黑帆布鞋，短短的头发，拢在脑后，戴着金丝眼镜，很有学问的样子。她到家里来，都是趁爷爷到武昌那个家去了。他不喜欢陶先生。伤风败俗的女人！国之将亡，必出妖孽！爷爷说。她每次都会给我几张香烟盒里的画片：唐伯虎，秋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貂婵，嫦娥奔月，铁扇公主，梁红玉，花木兰，诸如此类的画片。她看着一身武装的花木兰，教我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她还教我唱《葡萄仙子》：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画片放在一个描花小木盒里。我把盒子里的人物一个一个亮出来，摆在桌子上。每个人物都有故事。 陶先生是母亲眼中的摩登女性。一天，陶先生来了，和母亲咕咕哝哝了一阵子。母亲对我说，走，到理发厅去。我正在摆弄香烟画片的人物，没有跟去。她一个人回来了。我看着她拢在耳朵后边短短的头发大叫：你不像姆妈了，你像陶先生！ 我不喜欢母亲的短头发，只因为她那个好看的如意髻剪掉了，梳头的秦嫂子也不来了。每天早上秦嫂子来梳头。母亲对着镜子坐在梳妆台前，秦嫂子将如意髻上的簪子一根一根抽下来。一溜黑光水亮的头发泻下来，我就会伸手去摸摸。梳妆台上摆着白瓷青花水盆、水盂，还有水粉，水胭脂，雪花膏，双妹牌花露水那些玩意儿。五斗柜上的水仙花在阳光里香得发亮。秦嫂子先用木篦子在母亲头发上篦呀篦的，又用一把大木梳子将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将头发分成一绺一绺，盘成一个如意髻，插上细细的簪子，抹上刨花美人胶，斜斜插上一根翡翠簪。有时候她还为母亲扯脸。母亲先扑上一脸爽身粉，秦嫂子嘴里咬着一根细线，将线绷在左手的两根指头之间，右手猛扯线的另一头，在她额上嘴边绞下一根根细细的汗毛。我直叫：好痛啊，好痛啊！秦嫂子又拔母亲的眉毛，修成两道弯弯的黑月亮。她一面梳头扯脸，一面和母亲聊天。张家长李家短，讲个不停。 不知打什么时候起，陶先生不到家里来了。我还等着她的香烟片。 陶先生来不来？我问母亲。 母亲狠狠回了一句：从今以后不准提陶先生了！ 你不喜欢她啦？ 母亲没有回答。 陶先生，陶先生，人人叫她陶先生。事隔几十年，华苓，我要对你讲那个女人的事了。 大概是民国十七、十八年吧，她三天两天就到两仪街家里。她说不上好看，倒也清清爽爽，能说会道，逗人喜欢。那正是桂系控制武汉的时候，也正是你爹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时候。她一个独身女人，无依无靠，我对她很照顾。她到家里来，衣料呀，首饰呀，吃的，喝的，我都兜出来给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告诉我外面很多事：合记蛋厂的工人罢工了。学生上街游行了。日本水兵在日本租界打死了人力车夫。北伐军胜利了，北京到处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了。汉口卫戍司令部抓了好多共产党，搜出一批一批手枪炸弹。她也谈什么男女平等呀、婚姻自由呀。你爹跟几个朋友有空就在扬子江大饭店吃饭打牌，太太们也去，另组牌局。陶先生一个单身女人，也去。独立女子嘛，她说的。她不打牌，只是在我们牌桌之间看牌聊天。他们男人谈天下大事，她也插上一两句。我们太太们，对那些事毫没兴趣。天塌下来了，有男人顶着。 后来，桂系垮了。躲在日本租界也不安全，便衣特务进进出出，日本人也看不出来。特务跟上你爹了。有一天，你大哥看见铁门空花格子插着一封信，拿进来给你爹看。原来是封恐吓信，威胁聂家绝子绝孙。 你爹说：现在，非走不可了。 我说：老的老，小的小，你一个人走吧。 你爹说：要走，一起走，你们留在汉口，也不安全，先到上海看动静，武汉稳定了，就回来。上海消息灵通，朋友们都在上海。他带我们母子搭日本船去上海。爷爷带着你大哥去日本。奶奶和其他的人留在汉口日租界。后来我们又去了北平。 临去上海的头一天，箱子网篮都清好了，都是副官田清河清的。我在网篮里找《天雨花》，在船上看。在网篮里翻呀翻的，翻出两顶双人床珍珠纱帐子。一张双人床，怎么带两顶帐子?我问田清河。他说，参谋长吩咐的。我到房里去问你爹。他是敦厚人，脸色一下子变了。我灵机一动，问他：你外边有人吗?他不作声。不否认，就是承认。我又问他：什么人?他说：是你认得的。我突然明白了。我问：是陶耀珠吗?他又不作声。我跑上去打了他一巴掌，就倒在床上哭起来了。 他走过来，坐在床沿，拉起我的手，握在他手里。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你的心，你是晓得的。我不是存心骗你。你听我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不听?我也要讲。我认识陶耀珠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父亲在武昌两湖书院教书的时候，我在武昌南路高等小学毕了业，进了陆军第三中学，和陶耀珠哥哥陶耀宗同学。我常常到他家去，觉得那小姑娘很可爱。她一见到我，就一甩辫子跑掉了。许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她父母当时有意把女儿许配给我。我已奉父母之命娶亲了。我二十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我和陶耀宗参加学生军，在武昌、汉阳演说，宣传起义宗旨，一批一批人参军参战，许多人捐钱支持革命。起义军在汉阳打清军，子弹打完了，我和陶耀宗把三十一标军械库打开了，装了一船子弹，支援起义军。我受了伤。陶耀宗牺牲了。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三年，我进了保定军校，民国七年，我进了陆军大学，一直在外地。我和陶家也失了联络。民国十六年，我接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工作，突然有个姓陶的女人到卫戍司令部来找我，原来就是陶耀珠，她已经在师范毕业当教师了。我不愿意她到司令部来，也希望你认识她，才要你请她到家里来玩。你对她也很好。大家都成了朋友，我也很高兴。她头脑好，很有思想，常常打电话到[返回目录]
母亲的自白3
司令部找我谈谈时事。后来，也谈她的生活和心情，后来，她告诉我，她从小就许愿要嫁我。我也就糊里糊涂栽进去了。 你爹对我发誓再也不见她了。跟你讲，那个时代呀，男人买笑追欢，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爹还不是那样浪荡的人。依我的辣躁性子，一走了之。走，走到哪里?我也丢不下你们。再说，你爹对我也真好。我也只好哑巴吃黄连，认命!我们去了上海。那是民国十九年。第二年，还是回不了武汉，桂系的罪名还是背叛党国。为了你们读书方便，我们又去了北平。 一天，你爹看完了武汉的一个朋友来的信，转头对我说：陶耀珠失踪了，原来她是地下共产党!难怪我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时候，她用尽所有的魅力和心思来接近我。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唉，想起来，做女人真没意思。[返回目录] bookbao8
爷爷和真君1
爷爷是个诗人，没留下诗，喜欢做官，一辈子没做过官。有过几个相好的女人，始终只有我奶奶。奶奶1935年夏天突然去世，爷爷坚持和孝子一起守灵。爷爷是晚清秀才，坐轿子上任当知县，武昌起义，革命成功了，轿子半路打道回乡，埋怨了一辈子。他捧着小宜兴茶壶咕噜：革命?这叫什么革命?城里扔几百个电灯泡当炸弹，说是武昌城里炸弹响了，城外的炮兵马上响应打炮，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又有什么用?民犹是也，国犹是也。革了命，剪了辫子，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也不成体统，男女不分，长幼不分，统统叫同胞!我和我儿子是同胞?我和我孙子是同胞?哎? 爷爷脾气暴躁，聂家的人，上上下下，全怕他，见到他，都不吭声。尤其是我爹，爷爷咚咚走来了，他就钻进母亲房里去了。有一次，他躲不了，爷爷和他说话，说着说着，就举起拐杖跟着儿子追。我爹已是做官的人了。灵巧的母亲倒是不怕他。她察言观色，该顺他的，就顺，不该顺他的，对他讲道理，也可以把他说得服服帖帖的。 奶奶小个头，细声细气，轻手轻脚，好像总怕惊动了人。奶奶有一双缠了又缠的小脚，不声不响走过来，一转头，才知道她在你背后，笑眯眯望着你。奶奶房里有一个重大的雕花木钱柜，上着一把大铁锁。家里的日常开销，两个媳妇一人二十块大洋的月份钱，厨师、奶妈、女仆、男仆的工钱，都是奶奶从那钱柜里拿出来的。姑妈带着孩子们从武昌来了，奶奶从她袄子内兜里摸出来塞给她的钱，也是从那雕花木柜里拿出来的。不论家里遭受什么变故，奶奶永远静悄悄的。风和日暖。福也好，祸也好，日子自有它不变的规律。奶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以柔韧稳定了家里暗中躁动的不安。爷爷脾气火爆，却从没听见他对奶奶说过一句重话。爷爷在外面有相好，奶奶明明知道，也不露声色。 民初二三年，爷爷在北京教书，奶奶留在武汉。爷爷在北京有一个旗人相好。民国四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做皇帝，爷爷正在北京，和那旗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儿。春风得意，提起笔来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批评袁世凯登基。那还得了?那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年代。袁世凯下令通缉。我爹正在保定军校，知道了消息，赶到北京，半夜在爷爷相好家里找到他，带着爷爷溜出门，翻北京城墙逃走，不敢坐火车，父子俩徒步逃到保定。躲了一阵子，爹又送他回湖北应山乡下。爷爷愤愤不平，抱着水烟袋，走来走去骂：祸国殃民!凭什么要抓我?哎?我就不能说话?我就不服你卖国贼!爷爷有话不能说，有气不能出，憋得生了一场大病。那个旗人相好到处找爷爷。他和奶奶在武汉。她来了一封信，奶奶收到了，拿给我爹看。信里说她为聂家生的女儿已经两岁了，要爷爷赶快去北京。奶奶把信毁了，没有给他，要爹寄了些钱去。从此他们就断绝了。 爷爷在家里当然不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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