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观众、听众和记录员，观审、听审和做
记录是我们对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贡献。
这座法庭是一座世纪之交的建筑，但又没有当时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丽堂皇
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审法庭开庭的大厅里，左边是一排大窗户，乳白色的玻璃挡
住了人们从里向外张望的视线，但却挡不住从外面照射进来的光线。检察官们坐
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们只能辨认出他们的轮廓。法庭上坐着三位身
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坐在大厅的正面，在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
着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由于人数众多，桌椅一直摆到大厅中间，摆到了观众席前。
有几位被告和辩护律师背对着我们坐着，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站起来走
向前面时，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立即就听出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随
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后背和她那强健有力
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盘起来的头发。她站在那儿，挺着胸，两腿纹丝不
动，手臂松弛下垂，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
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
一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四十三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
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 您是自愿去党卫队的吗？” ” 是的。” ”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 尽管西门子给您提供了一个做领班的职位，您还是去了党卫队，对吗？”
汉娜的辩护律师跳了起来：” 尽管39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假设一个女人
应该更喜欢在西门子做个领班而不应该去党卫队吗？您没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
人的决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坐下了。他是谁一的一位年轻的辩护人，其他人
都上了年纪，有几位很快就暴露出来是老纳粹。汉娜的辩护人制止了他们使用隐
语和推论。但是，他很急躁，这对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们的满口
纳粹论调对他们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样。尽管他的话让审判长看上去不知所措，
使他对汉娜为什么去了党卫队这个问题不再刨根问底，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一个
印象，那就是，她去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审法官问
了汉娜想在党卫队里做什么工作。汉娜解释说，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征聘
女工做替补看守，这样，她就报了名，并被录用了。尽管她做了这样的解释，但
是，人们对她的不佳印象已无法改变了。
审判长要求汉娜用是与否来证实下列问题：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
奥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
中营，与那里的被关押者一起西行并到达了目的地，是否在战争结束时到过卡塞
尔，是否从那以后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我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
长的一个地方。
”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能证明有逃跑的嫌疑吗？” 辩护律师用很明显的讽刺口
吻问道。” 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换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记和注销户籍。没有任何迹
象说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饰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认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
严重，面临引起公愤的危险，他感到无法容忍。难道这可以成为剥夺她人身自由
的理由吗？我尊敬的法官先生，这是纳粹时期抓人的理由，是纳粹时盛行的做法，
纳粹之后被废除了，这种做法现在早已不存在了。” 辩护律师说话时带有一种人
们在兜售下流故事时所表现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对此感到震惊。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不是因
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关于这些我还一点不知详情，
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离
她远远的，让她远不可及，让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变成一种
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辩护律师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
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见她和如何见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
么能不成功。如果汉娜到目前为止没有企图逃跑，那么她为什么现在要去这么做
呢？她能掩饰什么呢？这恰是逮捕她的一个理由。
审判长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每当他认为某种意
见具有阻碍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时，他就摘掉眼镜，用近视的、不肯定的目光打
量着发表意见的人，同时皱着眉头，或者避而不谈已经发表的意见，或者开始这
样发问：” 您的意思是……” 或” 您是想说……” 并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别人
发表的意见，让人确实感到他对此不感兴趣，同时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没用的。
”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错误地估计了下面的情况：被告人没有对书面的传讯做
出反应，没有去找警察局、检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销逮捕令的报告吗？
” 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这样的报告，被法庭驳回了。
第04节
法庭的审理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对此感到奇怪，教授对此表示赞赏，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当中就有了一位能把上一组同学的所见所闻传达给下一组
同学的人。
只有一次汉娜向观众和我这边看了看，否则的话，在所有审理的日子里，当
她被一位女看守带进来时和坐下之后，她都把目光投向法庭的长椅上。这使她看
上去很傲慢，同样使她显得傲慢的是她与其他被告人不交谈，与她的辩护律师也
几乎不说什么。不过，法庭审理持续时间越长，其他被告人之间的交谈也越少。
他们在法庭中间休息时与亲朋好友站在一起交谈，早上在观众席上看到他们时，
向他们招手呼唤。汉娜在法庭休息时仍旧留在她的座位上。
这样一来我只能从后面看她。我可以看到她的头、她的脖颈和肩膀。我研究
她的头、她的脖颈和她的肩。如果事情与她有关时，她会把头抬得特别高。当她
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或遭到了诽谤中伤和攻击时，或吃力地回答问题时，
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颈青筋就暴涨起来。她的反驳总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总是
又垂下来。她从未耸过肩，也从未摇过头。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连耸肩、摇头所
要求的轻松自如的动作都做不到。她也不允许自己把头偏着，也不允许自己低头
或者靠着。她僵硬地坐着，这种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时候，一咎头发慢慢地从她的发夹中掉出来，卷曲在一起垂在脖颈上，在
穿堂风中来回飘摆。有时候汉娜穿一件连衣裙，它的领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
面的一块胎痣都露了出来。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颈上的头发吹开然后去亲吻那块
股清、亲吻她的脖颈的情景。但是，这种回忆只是一种记忆而已，我什么感觉都
没有。
在持续了几周长的法庭审理期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感觉就像麻木了
一样。我也偶尔刺激过它，尽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汉娜被指控的那些行为，同
时我也去回想她脖颈上的头发和她肩膀上的那块胎痣。结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
了麻醉药的胳膊一样，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却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
脑起初也分不清这两种感觉，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许手用力太
大，被掐的地方一时会苍白无血色，过了一会儿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
复了血色，但是，感觉却没有随之回来。
是谁给我打了麻醉药呢？是我自己，因为若不麻木不仁的话，我能承受得了
吗？这种麻木不仁不仅仅在法庭的大厅里起作用，它不仅仅使我能够面对汉娜—
—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爱过她、渴望过她的熟人，它还使我
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平平淡淡，不论是在大学里的与朋友相处，还是在家
里的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相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
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
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
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
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
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但他们并
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
开始发挥了作用。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最初几
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
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
失。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
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
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
后。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
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
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
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
待杀人和死亡。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这种麻
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
变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些罪犯寥寥数语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把毒气室和焚
烧炉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
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在我眼里，那些被告
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缚在这种麻木不仁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变成
了化石。
当我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共性进行研究时，当我不仅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
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对我们这些人——法官、陪审员、检查官和记录员，这些后
来与此有关人员的麻木不仁进行研究时，当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着的
人、幸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进行比较时，我就感觉不舒服，过去感觉不舒服，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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