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衫的领带使
她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一套制服。我从未见过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女人们所穿的制
服，但是我认为——所有其他的听众也都这样认为，我们眼前的这个制服就是纳
粹党卫军的女式制服，这个女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制服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汉娜
的所作所为就是她被控告的原因。
听众又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很多人发出的愤怒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他们认
为审判过程、判决还有那些为听宣读判决结果而来的人都被汉娜嘲弄了。他们的
声音越来越大，少数人向汉娜又喊又叫，清楚地说出他们认为汉娜是什么东西，
直到审判人员步人大厅，审判长愤怒地看着汉娜宣布判决结果时人们才安静下来。
汉娜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当宣读判决原因时，她坐了下来。我的目光
一直没有离开汉娜的头和后颈。
宣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宣判结束后被告被带走时，我在等着，看汉娜是
否会看我一眼。我坐在老位子上。但是，她目不斜视，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种高
傲的、受到伤害的、绝望的、无限疲惫的目光，一种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想看
的目光。
第三部
第01节审判过后的那个夏天我是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度过的。阅览室一开门
我就来，关门时我才走。周末我在家里学习。我是如此一心只读书，不闻窗外事，
以至于审判给我的感觉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我避免与人接触，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外边租了一间房。仅有的几位熟人，也不过是在阅览室或
偶尔在电影院相识的点头之交，现在我也不与他们点头了。
在冬季学期里，我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问我
是否愿意和一些学生在圣诞节期间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应了。
我滑雪滑得并不好，但我喜欢滑，而且喜欢滑得很快，愿意和那些滑得特别
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术实际上还不过硬，但有时我还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
险从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种风险——后来这个风险兑现了，我却全然
不知。
我从未觉得冷。当其他人穿着毛衣和夹克衫滑雪时，我和穿着衬衫滑，其他
人对此摇头不已，并对我进行劝告。但是，我对他们深怀忧虑的劝告不当回事，
因为我没有觉得冷。当我开始咳嗽时，我把它归罪于奥地利香烟。当我开始发烧
时，我反倒感觉那是一种享受。我感到虚弱，同时感觉轻飘飘的。我的感觉变得
迟钝起来，但却感觉良好：惬意、充实。我好像在腾云驾雾。
随后，我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出院时，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见了。一切
问题、恐惧、控告、自责，所有在法庭审理期间出现而后又麻木了的惊恐和痛苦
又出现了，并在我心里停留下来。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该感觉冷却又感觉不出冷时，
医生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我的自我诊断是：麻木不仁在它摆脱我之前或在
我能摆脱它之前制服了我的肉体。
当我在夏季结束了学业并开始作为候补官员工作时，学生运动开始了。我对
历史和社会学感兴趣，而且作为候补官员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大学里去经历所
发生的一切。经历并不意味着参与，高校和高校改革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像越南
的游击队和美国人一样无所谓。至于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题——实际上也是最基
本的主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的问题，我感到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存在着非常
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宣传鼓动和一起游行。
有时我想，就纳粹历史进行辩论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理由，而是两代人之间的
冲突的表达方式，这种冲突显然是这场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父辈在第三帝国，
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这让年轻一辈感到失望。
每一代年轻人都要从对父辈的这种失望中解脱出来。那些或犯下了纳粹罪行，或
对纳粹罪行袖手旁观，或对之视而不见，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和接受罪犯的
父辈该对他们的孩子们说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历史对那些无法或不愿意
谴责父辈的孩子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纳粹历史进行的这场
辩论并不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承担什么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它
都是一个确凿事实。不仅仅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后来发生
的事，诸如犹太人的墓碑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老纳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门
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联邦德国不承认以色列国；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传开来的
少，而由于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羞耻，
尽管我们有权对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指责。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
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
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
劲头十足。
我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指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
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
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
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
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
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
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
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
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旁观者、逃避者、容忍着和接受者划清界限的同学，因
为，他们至少可以解除由耻辱产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耻辱本身的话，但是，
我经常在他们身上见到的那种自我炫耀式的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怎样能够在感
到有罪和耻辱的同时又自负他自我炫耀呢？难道与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一种雄辩
和吵吵嚷嚷吗？难道想通过这种吵吵嚷嚷宣告：出于爱父母之心而纠缠其罪责的
运动已经开始且无法挽回？
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
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
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
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第02节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
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
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
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
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
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
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
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
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
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我想，这种
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
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没
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
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
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
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
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
怎么一回事。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
来。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
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
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
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我承认，我要找的女人必须要有点像汉
娜，像她那样接触和抚摸，其气味和滋味都必须有点像汉娜的，只有这样，我们
的共同生活才不会有不对劲的感觉。而且，我跟她们讲我和汉娜的事。我也在其
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讲述了我自己。她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
释我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令她们感到惊异的东西。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
太多。我记得海伦，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讲述时，她默默无声抚摸我
的后背，安慰我；我停止讲述时，她同样默默无声地继续抚摸我，安慰我。葛西
娜是位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我必须清理我与母亲的关系。她问过我是否注意
到我的母亲在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希尔克是位牙医，她翻来覆去地问我
以前的事情，但是，随后就忘了我给她讲的一切。这样一来，我就又什么都不讲
了，因为人们所讲的，不过是人们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实，那就不一定非讲木
可。
第03节
当我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时，那位组织集中营问题研讨班的教授去世了。葛
特茹德是在报纸的死亡讣告版上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葬礼在山地陵园举行。她
问我是否想去参加。
我不想去。葬礼在星期四的下午举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试。
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不喜欢参加葬礼。我不想再忆
起那次审判。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记忆已经被唤醒了。当我星期四考试归来时，就好像
我必须去赴一个不允许错过的约会，一个与过去的约会。
我是乘坐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是不坐有轨电车的。这已经是与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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