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是10月了，夜变得一天比一天寒冷。隔壁那户人家有个火炉，以备过冬。我们什么也没有，并且房租已经快到期了。苔丽和我痛苦地决定离开这里。“回家去吧，”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带着小约翰尼在帐棚里过冬，可怜的小东西会受不了的。”苔丽哭了，因为我触痛了她那种母性的敏感。我本意并非如此。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庞佐把他的卡车开来了，我们决定去她家看看情况。但我只能躲在葡萄园里。不让他们看见。我们开车去沙比纳，途中车子坏了，更糟的是天上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坐在破车里骂着。庞佐只好冒着雨下去修车。说实话，这家伙倒是个大好人。我们俩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色。下车后，我们走进了沙比纳墨西哥街的一个破旧的小酒店，在里面喝了一小时的酒。我在棉田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吸引我，在呼唤我回去。我花一便士给姨妈发了张明信片，让她再寄50元来。

    我们的车向苔丽家驶去。她家在葡萄园中间的一条小路上。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留在离她家25米远的地方，然后径直向大门走去。灯光从门里泄了出来，苔丽的其他六个兄弟正在里面弹吉他、唱歌，他父亲坐在屋里喝酒，我听到歌声里还夹杂着叫声和争吵声，他们骂她婊子，因为她离开了那个无用的丈夫，把孩子留给他们，而自己却跑到洛杉矶去了。那位老头咆哮着，面色枯黄、憔悴的母亲痛苦地劝说着他们，最后他们终于答应苔丽可以回家住了。她的兄弟们又唱起欢快的歌，节奏强烈。我缩成一团，在风雨交加中观看10月峡谷中葡萄园里的一家所发生的一切。我的脑海中突然涌现出比丽亚·荷利黛唱的那首动听的歌《情郎》，我的心中也在举行着自己的音乐会。“有一天，我们会重逢，你将把我的泪擦干，一声甜蜜的低语轻轻吹过我的耳畔，热烈地亲吻，紧紧地拥抱。呵，我们彼此多么思念，我的情郎，你将走向何方……”比丽亚唱得是那样优美、和谐，就象一位少女坐在温柔的灯光下轻抚着爱人的头发，风在咆哮，我感到很冷。

    苔丽和庞佐终于出来了，我们立即开车去见瑞奇，瑞奇现在和庞佐的女人大罗丝同居。我们在黑洞洞的巷子里猛按喇叭，大罗丝把他推了出来。事情弄得很糟，那天夜里我们住在卡车里，苔丽紧紧地拥着我，让我不要离开她。她说她可以去摘葡萄挣钱养活我们俩，我可以住在她家路那边一个叫赫费尔芬格的农民家的仓库里。我什么事也不用干，只管每天坐在草地上吃葡萄。“你乐意吗？”

    早晨他的堂兄们开着另一辆货车来接我们。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都已知道了我和苔丽的关系，这一定成了他们一个有趣的话题。她的堂兄们都十分有礼貌，并且长得很有魅力。我们高兴他说笑着，我们讲述了一些各自在大战中的经历，她有五个堂兄，都很好。他们似乎和苔丽家关系很密切，但决不象她兄弟们那样整天抱怨。但我喜欢粗野的瑞奇，他说一定要去纽约找我。我一直在想象着他来到纽约时的情景，把什么都给忘了。那天他正在一块不知是谁家的农田里喝酒。

    我在交叉路口下了车，堂兄们则带苔丽回家。他们在门前向我示意，父母都不在家，去摘葡萄了，所以我今天下午能待在这里。这是个有四间屋子的农舍，我难以想象他们一家数口是怎么住下的。厨房里苍蝇横飞，没有窗帘，就象歌中唱道的那样：“窗户，她破烂不堪，雨，她走进了房间。”现在苔丽在家里了，她围着水壶转，不断往里面添水。她的两个妹妹对我咯咯直笑。小孩们在路上嘻戏。

    当晚霞从乌云后面钻出来的时候，这是我在峡谷的最后一个黄昏，苔丽让我去看看那个农夫的仓库。赫费尔芬格在路边有一个收成很不错的农场。我们把箱子聚拢到一起，她从屋里拿来几床毯子铺上，一切就安顿好了，只是屋顶布满了蜘蛛网。苔丽说没关系，只要我不去碰它。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些可怕的东西，我走进墓地，爬到一棵树上。在树上我唱起“蓝色的天空”。苔丽和约翰尼坐在草地上，我们一起吃着葡萄。在加州，你吸吮着葡萄汁，然后把皮吐出来，真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夜幕降临，苔丽回家去吃晚饭，九点钟她回来了，还带了许多她吃的面条和豆泥。我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火照明。然后我们开始躺在箱子上莋爱。苔丽坐起身，赶紧往家跑，因为父亲在叫她，我在仓库里能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披肩，好让我暖和些，我把它围在脖子上，走进月光下的葡萄园，想看看她家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离她家不远的地方，跪在温暖的泥土上。她的五个兄弟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忧伤的歌。满天的星斗低低地悬在小屋顶上，火炉上的烟囱往外冒青烟，屋里飘散出豆泥和辣椒的香味。她父亲吼叫着，兄弟们仍在忧伤地唱着，母亲默默地坐在一旁，约翰尼和其它孩子们在卧室里咯咯地笑，一个多么典型的加利福尼亚家庭。我躲在葡萄园里，注视着这一切。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个百万富翁，在一个疯狂的美国式的夜晚里冒险。苔丽出来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从黑暗中向她走去。“怎么啦？”

    “哦，我们吵了起来。他让我明天就开始干活。他说不想让我再蠢下去。索利亚，我想跟你一起去纽约。”

    “但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你的。我爱你。”

    “但是我必须离开。”

    “好吧，好吧，我们再在一起住一夜，然后你走。”我们回到了仓库，就在蜘蛛网下面莋爱。这些蜘蛛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我们在木箱上睡了一会儿，这时火已经灭了。午夜时分她起身回家。他父亲醉了，我能听到他的大声咆哮，然后一片寂静，他大概睡着了。星光映照着沉睡的乡村。

    早晨起来，赫费尔芬格从马棚的窗子里把头伸进来，说：“睡得怎么样，小伙子？”

    “很好。我希望在这儿没打扰您。”

    “当然没有。你爱那个墨西哥小荡妇？”

    “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也很漂亮。我想牛大概已经出栏了。她有一双蓝眼睛。”我们又谈起了他的农场。

    苔丽把我的早饭送来时，我已经整理好帆布包，准备回纽约。从我在沙比纳拿到钱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在等着我了。我告诉苔丽我要走了，她已经想了一夜，这时只有听任命运的安排。她动情地在葡萄园里吻了我一下，便背对着我走开。大约走了十几步，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爱情真象是一场决斗，我们彼此再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

    “纽约见，苔丽，”我说。她打算一个月之后与她哥哥一起开车去纽约，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走了100米，我又回头望了她一眼，她正拿着给我送早饭的盘子，向家里走去。我凝视着她。噢，多么令人忧伤，我又上路了。

    我从高速公路向沙比纳走去，在路边的树上摘了几个核桃吃，我穿过铁路，走过了一个水塔和一个工厂，来到铁路邮局去取从纽约寄来的汇单，但这儿关门了。我一边骂着，一边坐在台阶上等。邮递员回来了，邀我进去，我的钱来了！我姨妈又救了我这个懒虫一命。“明年谁将获得世界集邮冠军？”面孔瘦削的老邮递员问我。突然我意识到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正在回纽约的路上。

    峡谷的10月，白天很长。我沿着铁路线走着，希望能遇上一辆大平板车，这样我就可以加入那些摘葡萄的流浪汉们的行列，一路上分享他们那纯朴的快乐了，然而始终没有等到。我走向高速公路，在那儿很快就搭上了一辆小汽车。这辆车简直是我一生中坐过的最快、也是喇叭最响的车。开车的小伙子是加利福尼亚牛仔乐队的提琴手。这是一辆崭新的车，他把车速开到了每小时80英里。“我开车的时候从不喝酒。”他说着递给我一品特酒。我喝了几口，又递给他。“太好了。”他说着，也喝了起来。我们从沙比纳到洛杉矶的愉快旅行，长达250英里，只花了四个小时。我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前面下了车。我如期到达，又开始按原订计划进行了。我买了去匹兹堡的车票，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买票直达纽约。我到匹兹堡之后才真正感受到没钱的窘迫。

    汽车10点钟开，我还有四个小时可以好好地在好莱坞转转。我买了一块面包和一些意大利香肠，准备做10个三明治带着上路。我只剩下一美元了。我坐在好莱坞停车场后面的矮墙上，做三明治。正当我在进行着这项伟大工作的时候，突然好莱坞无数只耀眼的弧光灯射向天空，把整个西海岸照得如同白昼。包围着我的是黄金海岸之夜的喧嚣和疯狂。这就是我的好莱坞“生涯”——这就是我在好莱坞度过的最后一夜。6

    拂晓，汽车穿过亚利桑那沙漠，无垠的大漠一直向南延伸到墨西哥山脉。然后我们又往北开过亚利桑那山脉和一些小山城。我从好莱坞教堂里偷来一本精彩的书，但现在我更愿去读美国这秀丽的风光。汽车的每一下颠簸，每一次爬坡，窗外的每一个景致，都会激起我神秘的渴望。傍晚时分车子驶过新墨西哥，天亮以前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在一个萧瑟的星期日下午我们驶过了奥克拉荷马的一个又一个小城，黄昏过后到了堪萨斯。车子继续往前开，我10月份就可以到家了。

    中午，车子到达圣路易斯。我走下车，沿着密西西比河散步。巨大的原木从北面的蒙大拿漂流而下——这种巨大的奥德赛原木是我们美洲大陆的骄做。古老的蒸汽船上雕刻的花纹已被河水和风暴所侵蚀，花纹上沾满了沙子，老鼠来回乱窜。下午的密西西比河上笼罩着厚厚的乌云。汽车继续前进，夜里穿过印第安那州的玉米地，月光鬼影似地在地里晃动。在车上我结识了一位姑娘。在到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路上，我们彼此爱抚着。她的眼睛近视，当我们下车去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我的三明治早吃完了，她替我买了饭。作为报答，我给她讲了很多故事。她是从华盛顿来的，整个夏天都在那儿摘苹果，她家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农场。她邀请我去那儿。我们约定在纽约的一个旅馆里再见。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下了车。我就一直睡到匹兹堡，然后又搭了两次便车，一辆是运苹果的货车，另一辆是个大棚车。在一个温柔多雨的夏夜，我到了哈里斯堡。我一刻也没耽搁，因为我很想家。

    这真是一个闹鬼的夜。魔鬼是一个背着纸做的背包的小干瘪老头，他说他要去“加拿狄”，他走得很快，命令我跟在后面，并告诉我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从那儿过去，他大约60岁左右，喋喋不休地谈着他曾经吃过的美餐；他们给他的煎饼上涂了多少奶油，他们多给了他多少面包；老伙伴们又是怎样邀他去度周末；他临行前又是怎样痛快地洗了个澡；他现在头上戴的这顶崭新的帽子又是怎样在弗吉尼亚的路边拾到的；他又是怎样闯进城里的每一个红十字会，以证明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又是怎样地名不符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又是怎样艰难等等。但是无论怎样我一眼就看出他只是个不那么令人尊敬的流浪汉，他一会儿可以闯进红十字会，一会儿又可能站在南大街的角落里伤心地向行人要上几个子儿。我们都是流浪汉，我们一起沿着呜咽的沙士魁纳何走了七英里路。这真是一条可怕的河流，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丛象披着长发的魔鬼站在水里。漆黑的夜色遮没了一切，只是偶尔有一辆车从河上穿过，车灯把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令人恐怖地展现出来。老头告诉我他背包里有一根很漂亮的皮带，我们停下来让他从里面抽出来。“我买这根皮带是在——是在马里兰的佛莱德里克。他妈的，我把它忘在佛莱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了吗？”

    “你是说佛莱德里克。”

    “不，是佛莱德里克斯堡，在弗吉尼亚州！”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他说着马里兰州的佛莱德里克和弗吉尼亚州的佛莱德里克斯堡。他总往路中间走，好几次差点被车撞上。我真希望这老家伙在这漆黑的夜里赶紧上西天，死掉算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桥。我在一个铁路地下过道处把他甩了。我走得满身大汗，我穿了一件汗衫，两件毛衣。一个小酒店射出的灯光，照着我痛苦而又疲惫不堪的样子。有一家人正走在马路上，这时正好奇地看着我。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这个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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