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见证录_分节阅读6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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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人员安排的话题。他当过文工团的政委,深知这支队伍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坚持军乐队可以不要,但文工团减不得,更不能没有。他主张给刘邓贺打报告,申明理由。刘邓贺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保留十八军的文工团以及各师的文工队。他们又研究起其他事项。警卫员慌慌张张来找,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3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憋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就催车去医院看一眼,告诉孩子就要去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走进医院门口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他站在病床前,他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了!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又那样复杂,那样沉重。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脚冰凉……

    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是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向西藏进军(7)

    她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一岁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的准备工作,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忙无头绪的工作来抵住痛苦的回想。唯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领袖们全力支援进藏

    斗争十分复杂。张国华本人也不安全。政策研究室成立后,由王其梅负责。张国华常和他们一道研究,调查。一次,张国华和王其梅从新津到成都,有几个研究室的专家同行。汽车一出新津,就遇到土匪的袭击。紧急关头,张国华一面指挥护送部队反击,一面叫人保护专家、干部。这伙亡命之徒盯着张军长的车穷追不舍。车一停,他们就分散后撤,车一开动,他们又聚拢来打枪。张国华瞻前顾后,走走停停,边走边打。40公里的路途整整走了一天,打了一天。直到接近成都郊区,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方得脱险。张国华摘下帽子,感叹:“这还没进藏就险象环生,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两位领导不多言语,心里有数。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就靠挖野菜,捉地鼠充饥,长达一个多月,半饥半饱地修路,学藏文,为群众做好事……

    当张国华把上述情况汇报给时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

    坚持:“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有些地方听到我们的政策,他们也相信。有些地方如黑水、芦花、川西的松潘地区,现在还半信半疑。这有历史上的原因。国民党过去在上给我们上了许多烂药……”想了想又说,“我们抛弃了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产生了。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这个。”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讲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积几千年之经验,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要有饿肚皮的思想准备呀。”

    贺龙提出: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并亲自跑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次就决定抽调9000名精壮士兵、100门九二步兵炮、1000匹骡马充实十八军。

    进藏也牵动着中南海。

    毛泽东听完的汇报,久久不语。他为这次异常艰巨的进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焦虑不安,他甚至建议:甘孜和昌都地区是否有力量能随着部队的进军速度修好公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一个机场?那里是否能用空投增援进藏?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部队。周恩来总理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用。

    向西藏进军(8)

    5月13日,毛泽东看了转来的张国华关于西藏的汇报材料后,发现北京当时开播的藏语节目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工作,当即将报告批转部长李维汉,请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广播内容及宣传方针”。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艰险路途。

    毛泽东说:今年不进拉萨

    部队越往前进,运输和补给越困难。在高原缺氧的山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了下去,不再醒来。有的军看着嘴鼻喷着白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片刻之间就断了气。7月初,十八军终于抵达稍微富裕一些的甘孜。在甘孜城外约35里的地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白利寺,坐落在一片松影密林之中。张国华等马上去寺里拜望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穿上崭新的黄袈裟出寺远迎。一直把他们让到经堂里,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德是好兄弟的活佛,听说张国华长征时也到过此地,越加活跃,朗朗说道:“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张国华抬头一看,活佛在抗战时期派人到青海买的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还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龛里找出多年珍藏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说起那段生活,说着说着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张国华向格达活佛说了政府已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代表来京谈判,却被置之不理。格达活佛自告奋勇,愿亲往拉萨劝和。于是,格达活佛一行打着红旗,一路宣传,到达昌都时,被英国特务福特设下圈套,在饭里下了毒,格达中毒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五孔出血,格达死后,福特等人又将其尸体焚毁,并将其随行人员押送去拉萨。

    紧接着又一个挑战来了。当张国华的部队行进到康北竹庆地区,周围的喇嘛寺忽然响起了钟声,一群持枪骑马的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袍戴狐皮帽的,奔上山冈,吹起法螺,顿时不明真相的喇嘛群众向解放军开枪射击。张国华叫部队停止前进,带上翻译去和拦路的人谈话,总算阻止了枪击。到了晚上,那一伙人卷土重来。张国华气坏了,一拍桌子:“把那个为首的家伙给我抓来!”

    战士们一会儿就捉来一个穿红袈裟的指挥官。一审问,这个一身上层喇嘛打扮的人却是个汉人--陈立夫的亲信。他供认:1949年冬天,就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萨当局的便衣武装护卫之下,从大风大雪里跌跌撞撞地过金沙江来了。他们利用喇嘛寺的钟声法鼓煽动群众,要截断解放军的进藏道路。现在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将原有的14个代本相当于小团,扩充为17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美国电台,请来英国教官,调动、训练各地藏军,并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不但关闭了和谈之门,又企图以金沙江为天险,要十八军就此止步。

    十八军的将领们都认为,不打难以前进了。西南局根据张国华的报告,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毛泽东在三天后电告:……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毛泽东细致地查问着一切有关事宜:你们16000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13000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3个月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bookbao8

    向西藏进军(9)

    8月28日,张国华率领十八军主力第一批人员380余人,携带先遣支队的被装及粮食,从新津出发。他的行军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一杯开水,几块压缩干粮,就是一餐。商店的柜台也能睡一觉。遇到寺庙他肯定要爬上山坡,进里访问,或者用刚学会的几句藏语和群众交谈……

    路上,官兵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张国华叫苦。张国华也不忍心看着部下挨饿,咬了咬牙,宣布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可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又犯了愁,他哪里支得出这二两粮食,不得已,大家只好勒紧肚皮,少吃二两。到拉萨的时候,大军只剩三天的口粮了。张国华仰天长叹:“怪不得刘邓首长老说人不吃饭要饿死,这简单的真理竟如此灵验!”

    昌都是顺利打下来了。这时满脸倦容的张国华和他的战友们才舒了一口气,张国华才说了句轻松点的话:“同志哥呀,这下我们才敢向中央、毛主席、刘邓首长报告说,首长们,请放心吧!”张国华舔着干裂的嘴唇,又说,“这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过来,全靠这个!”他举起手里的香烟比划着。也就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

    部队到达甘孜以后,樊近真眼看就要分娩了。可西藏的财经情况还不清楚,她就挺着大肚子,带上翻译,到处找喇嘛庙调查。5月5日,张国华接到中央电报,要他火速到京参加谈判。她想回成都去生孩子,张国华不同意:“要生在路上怎么办?”

    樊近真担心在这也会出危险,她希望张国华能在身边,可张国华等不及,马上就要离开,战友也劝她:“和谈是大事……”当晚张国华就上路了。到了二郎山,他被风雪阻在那里,趁司机装防滑链的工夫,他给樊近真写了一封长信,托人带下山。

    8日,樊近真临产,正赶上狂风大作,她和助产士在老乡的土楼里忙乎着,窗户也被风掀掉,小通讯员急着用被子上去堵,狼狈不堪……孩子生下之后,张国华的信也到了。樊近真拆开看了几页,就把信撕了扔在地上。助产士拾起信读了几句,便抹起眼泪,不解地问:“信写得这么感动人,我看了直掉泪,你怎么把它撕了?”

    樊近真仰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把被子拉上来蒙住脸。她能说什么?张国华讲的道理她都懂,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所有的道理都会变成委屈,变成咽进肚里的苦水……5天之后,她带上新生的“小康”,坐上吉普车,走了几天,回到成都,把孩子交给妹妹,20天后,又去赶进藏的部队去了……

    张国华是5月5日从康藏前线赶赴北京的。1936年他曾到过北平。那时他在河东岛支队失败后,曾奔走于太原、北平、天津和西安之间,是个东躲西藏的角色。可如今却是人民政府的一名代表。在谈判余暇,他不无激动地写道:

    “16年前,曾为寻找组织,在北平逗留了40多天,当时的北平是剥削阶级的统治者统治着,像我这种革命分子,当然被看成黑人,随时都有人身被投入监牢的危险,生命被宰割的可能……今天北京成了人民的首都,为人民革命奋斗的共产党员,自然就变成了红人……”

    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协议》签订情况后,把目光转向张国华,按他平常的习惯,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交谈时总要先问一问籍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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