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忽然想去过一过他们那种简单、粗陋、艰难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们还管她叫阿纽特卡1，她还是个小姑娘，跟她母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从附近那些人家，隔着薄薄的板壁，传来哄笑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嗡嗡声。她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差不多什么手艺都会，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拥挤和吵闹，只顾在火炉旁边焊接什么东西，或者画什么草图，刨什么东西。她恨不得按从前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所做的那样，洗衣服，烫衣服，跑商店，跑酒铺才好。她应该做工人，不应该做老板！她那幢吊着枝形灯架和挂着画片的大房子，她那个穿着燕尾服、留着象丝绒般柔软的唇髭的听差米宪卡，尊严的瓦尔瓦鲁希卡，善于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几乎每天来向她要钱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她心中惭愧的青年男女，还有那些文官，医师，那些用她的钱办慈善事业、当面恭维她、背地里却因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们——对她来说，所有这一 切是多么乏味，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时候雪橇驶过铁路的道口和城门。随后是房屋和菜园轮流出现，最后，雪橇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著名的古兴家的房子就在那儿。平时这条街上安安静静，而现在正是节 日的前夕，因而热闹得很。小饭铺和酒馆里人声嘈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不是住在本地区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坐车路过这条街道，他所看到的就全是些肮脏的人、喝醉的人、骂街的人，然而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因此眼下在人群中不断地认出她去世的父亲，她母亲，她伯父。她的父亲是个性子温和、随随便便的人，有点喜欢幻想，无忧无虑，满不在乎，他既不喜爱钱财，也不喜爱荣誉，更不喜欢权势。他常说，做工的人没有工夫考虑过节 ，到教堂去。要不是因为妻子，他大概永世也不会斋戒，到了斋期照样吃荤食。可是她的伯父伊凡·伊凡内奇正好相反，他性格执拗，对待一切与宗教、政治和道德有关的事，他总是十分古板，不留情面，非但督促他自己，而且督促他所有的职员和熟人。走进他的房间而不在胸前画十字，那可万万使不得！如今安娜·阿基莫芙娜所住的那个富丽堂皇的住宅，他平日总是关门上锁，只有在大节期，来了重要的客人，才开门，他本人呢，住在帐房里，占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圣像。他热中于旧教派，经常在自己家里招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其实他是按照东方正教的仪式受洗，举行婚礼，埋葬妻子的。他的弟弟阿基木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弟弟为人随随便便，他把这种随随便便叫做头脑简单，傻里傻气。他还嫌他弟弟对宗教太冷淡。他亏待这个弟弟，把他当做工人，每月发给他十六个卢布。阿基木对哥哥尊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带着全家人跪在他面前。不过伊凡·伊凡内奇在去世前三年跟弟弟亲近起来，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人给阿纽特卡请来一个女家庭教师。

    古兴那所房子的门道又黑又深，臭烘烘的，贴着墙壁可以听见男人的咳嗽声。安娜·阿基莫芙娜在街上下了雪橇，走进院子，向人打听第四十六号住所文官恰里科夫家该怎样走。

    人家就指引她走向右边最远的一扇门，从那儿登上三层楼。院子里也好，最远的那道门边也好，甚至在楼梯上，都有一种跟门道里同样难闻的气味。在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后来环境改变了，她还是以慈善家的身份常来走走。狭窄、肮脏的石头楼梯，高高的梯级，把每层楼隔开的梯台，吊在楼道上的油污的挂灯，空气中弥漫着的臭气，楼梯口房门边放着的洗衣盆、瓦罐、破旧衣服，——这一切她早已十分熟悉了。……有一扇房门开着，可以看见房内有些戴着软帽的犹太裁缝正坐在台子上缝衣服。安娜·阿基莫芙娜在楼梯上遇见许多人，然而她根本没想过这些人可能得罪她。工人和农民，没喝酒的也罢，喝醉酒的也罢，她都不怕，就象她不怕她那些有知识的熟人一样。

    第四十六号住所里没有前堂，推门进去就是厨房。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们的住处照例有油漆、焦油、皮革、煤烟之类的气味，这要看主人干的是哪一行手艺。落魄的贵族和文官的住处却可以凭一种酸溜溜的恶劣气味分辨出来。此刻，安娜·阿基莫芙娜刚刚跨进门槛，这种难闻的气味就向她扑来。

    在墙角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人，背对着房门，这大概就是恰里科夫本人。他身旁有五个姑娘。年纪最大的是个宽脸盘的瘦姑娘，头发里插一把梳子，看样子十五岁上下。年纪最小的是个小胖子，头发长得跟刺猬一样，至多不过三岁。这六个人正在吃饭。炉子旁边站着一个矮小、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穿着裙子和白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炉叉子。她怀着孕。

    “我没料到你这么不听话，丽左琪卡，”男人用责备的口气说。“哎，哎，真不害臊！看样子你是要爸爸揍你一顿，是吗？”

    瘦女人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不认得的女人，打了个冷战，放下炉叉子。

    “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忽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象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象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粘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

    “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

    我们得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 ，”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象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

    ……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领她到房客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房客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 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贴。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

    他为了讨好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事情很清楚：他压低自己是因为他认为他比她高。这当儿她已经写完信，封上信口。这封信会被他们丢掉，钱也不会用在医药上，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她仍旧在桌上放了二十五个卢布，后来想一想，又加上两张红钞票2。恰里科娃太太那只又瘦又黄、象鸡爪子似的手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那些钱。

    “承您开恩，给了这些医药费，”恰里科夫用发抖的声音说，“可是请您把援助的手也伸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吧，”他补充说，呜咽起来，“这些不幸的孩子啊！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却替女儿们担心！我害怕银荡的多头蛇3！”

    安娜·阿基莫芙娜极力要打开钱夹，可是钱夹的开关坏了，她心慌意乱，脸红了。她害臊，因为人们站在她面前，瞧着她的手，等着，大概心底里在嘲笑她吧。这时候，不知什么人走进厨房，顿着脚，抖掉鞋上的雪。

    “房客来了，”恰里科娃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芙娜越发慌了。她不愿意让工厂里的人碰见她处在这种可笑的局面里；可是房客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进房里来了，就在这当儿，她终于拧坏开关，递给恰里科夫几张钞票，而恰里科夫象瘫痪病人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撮着嘴唇寻找一个可以吻她的地方。她认出这个房客就是先前在锻铁车间里当她的面把一块铁板弄得轰轰响而且对她作了说明的那个工人。此刻他分明直接从工厂里来，他的脸被烟子熏得发黑，在半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粘着黑烟。他的手完全是黑的，他那没系腰带的工作服由于满是油污而发亮。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肩膀很宽，显然十分强壮。安娜·阿基莫芙娜第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每月工钱不会少于三十五个卢布、十分严厉、喜欢喊叫、常打工人耳光的工头，这可以从他的站相，从他看见自己房间里有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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