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姓氏上：史密斯、约翰逊、威廉、琼斯和布朗。首次研究中看到的现象再一次出现了，比如说，姓史密斯的人更有可能跟另外一个史密斯结婚，而不是琼斯或威廉；而姓琼斯的人也更有可能对另一个琼斯说“我愿意”，而不是布朗或约翰逊。
佩勒姆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人们的姓名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点、死亡地点和结婚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还对姓名可能对职业选择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在线搜索了美国牙医（dentist）协会和美国律师（wyer）协会的记录，结果发现很多牙医的姓氏都是以“den”三个字母开头的，而不是“w”。反过来，在律师当中，姓氏以“w”三个字母开头的比例要比“den”高得多。五金和屋顶修缮公司老板的资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情况。研究团队利用雅虎的网络黄页搜到了美国最大的20个城市里所有的五金（hardware）和屋顶修缮（roofg）公司，并查看了这些公司老板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是不是“h”或“r”。结果显示，五金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h”打头，比如说哈里斯（harris）五金公司 ；而屋顶修缮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r”打头，比如说瑞希德（rashid’s）屋顶修缮公司。在佩勒姆看来，这种效应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政治领域。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姓氏以“b”打头的选民特别喜欢把选票投给布什（bh），而姓氏以“g”打头的选民更有可能支持戈尔（gore）。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苏西会在海边卖贝壳：隐藏的自我中心和人生的重大决策》（why si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iplicit egoti and ajor life decisions）的论文中，佩勒姆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或许不应该对这些效应大惊小怪，“那只不过表示我们都会被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所吸引罢了”。
佩勒姆的研究的确非常有趣，但除此以外，也至少为困扰心理学家数十年的一种效应做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姓氏的含义通常是和其所选择的职业相匹配的？
1975年，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的劳伦斯?凯斯勒收集了一份200多人的名单，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都是跟他们的姓氏相关的。[17]凯斯勒的名单中包括一位姓贝斯（bass，意为“低音”）的水底考古学家、一位姓布瑞勒夫（
eedlove，意为“培养爱情”）的婚姻关系顾问、一位姓迪尤（due，意为“应付款”）的税务专家、一位研究女性外阴疾病的姓海曼（hyan，与意为“处女膜”的hyn一词非常接近）的医生，以及一位研究亲子教育压力的姓马姆帕沃尔（upower，意为“妈妈的力量”）的心理学家。20世纪90年代晚期，《新科学家》杂志请读者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类似例子寄给杂志社，结果收获颇丰。读者提供的名单中包括音乐教师彼特（beat，意为“拍子”）小姐和夏普（sharp，意为“升半音的”）先生；英国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弗勒德（flood，意为“水灾”）、福斯特（frost，意为“霜冻”）、桑德克利夫（thundercliffe，意为“雷崖”）和怀瑟罗尔（weatherall，意为“气象”）；顾问路斯特（st，意为“色欲”）；肺炎专家皮特?阿丘（atchoo，意为“打喷嚏的声音”）；律师劳里斯（wless，意为“无法无天的”）和林奇（lynch，意为“私刑”）；私人侦探怀尔和泰宾（wyre tappg，意为“窃听电话”）；精神病院院长麦克纳特（utt，意为“喧闹的”）博士。在所有这些姓名中，我最喜欢的是《学生海岸指南》的作者约翰?费什（fish，意为“鱼”）和苏珊?费什。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7）
佩勒姆的研究显示，出现上述情况可能并不只是巧合，而是因为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朝跟他们的姓名相关的职业发展。作为一名姓怀斯曼（wisean，意为“聪明人”）的心理学教授，我实在没有资格去质疑这种理论。
隐藏的说客
我们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名字都会陪伴他们一生。然而，其他一些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却要更为隐蔽一些。有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简短的一段音乐或者报纸上的新闻标题。
事实上，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感觉和行为方式并不需要大费周折。最近，全球最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之一《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刊出了两项研究成果，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完美的阐释。
第一项研究是由纽约大学的约翰?巴格和他的同事们共同进行的。他们请参与者将一些打乱顺序的单词重新排列成语意连贯的句子。[18]一半的参与者拿到的是一些与老年人有关的单词，比如说“an’s was sk the wrkled”（连成句子后为“the an’s sk was wrkled”，意为“这个男人的皮肤满是皱纹。”）。另一半参与者拿到的也是同样的一组单词，只是把与老年人相关的单词换成了一个与年长无关的单词，比如说“an’s was sk the ooth” （连成句子后为“the an’s sk was ooth”，意为“这个男人的皮肤很光滑。”）。参与者把拿到的单词组成句子后，实验者会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指引他们去搭乘最近的电梯。参与者会觉得实验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实验最重要的部分才刚刚开始。第二位实验者此时正拿着秒表坐在走廊里。一看到参与者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这名实验者就会按下秒表，开始计算参与者穿过走廊走到电梯口所需的时间。结果发现，在刚才的实验中拿到与老年人相关词汇的人花得时间要明显多于排列句子时未看到与年长相关词汇的人。仅仅让“wrkled” （满是皱纹的）、“grey” （花白的）、“bgo”（老年人常玩的宾果游戏）和“florida”（退休后的老年人喜欢居住的佛罗里达州）之类的字眼在脑海中停留几分钟就能够完全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在不知不觉中，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就“增加”了他们的岁数，结果他们就变得连走路都像老年人一样缓慢了。
荷兰尼美根大学的艾波?狄克斯特霍伊斯和艾德?凡?尼蓬伯格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他们请一些参与者花5分钟的时间写下几个句子，描述一下足球流氓的典型行为、生活方式和外貌；同时让另外一些参与者以同样的方式记下教授的典型特征。[19]随后研究人员会请每名参与者回答棋盘游戏中随机给出的40个问题，比如“孟加拉国的首都是哪里”、“1990年的足球世界杯是在哪个国家举办的”。那些花费了五分钟时间思索足球流氓特征的人回答对了46的问题，而那些思索教授特征的人回答对了60。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参与者正确回答问题的能力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花了几分钟时间思索足球流氓或者教授的刻板印象。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人为操控特点非常明显的实验室内得出的，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同样的效应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吗？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8）
美国人每年在餐厅里给付的小费总额高达260亿美元。你可能会认为给付小费的多少取决于餐厅所提供食物、饮料和服务的质量，但在全球范围内的酒吧和餐厅内进行的秘密研究显示，真正能够决定小费多少的是一些隐性因素。心情好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餐者的心情非常愉悦，通常给付的小费也比较可观。在一项研究中，法国餐厅的服务生被要求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同时附上一张卡片。[20]卡片的一半内容是当地一家夜总会的广告，另一半则是一则小笑话：
一个爱斯基摩人已经在电影院门口等了许久，可依然看不到女朋友的身影。此时，外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冷了。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打着哆嗦的爱斯基摩人开始恼火起来，并从大衣里面拿出了一个温度计。接下来他大声说道：“如果她在气温降到15°之前还不出现，我可就真走了！”
那些看到这个笑话的顾客都给逗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给付小费时也变得慷慨多了。研究人员已经反复衡量过心情和小费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服务生在账单底部画上一个笑脸或者写上一句“谢谢您”，或者面对顾客时露出明显的笑容，他们都会得到更多的小费。[21]当外面阳光明媚时，甚至当服务生告诉他们外面阳光明媚时，人们都会给付较多的小费。[22]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如果服务生以名字而非姓氏介绍自己或者称呼客人，小费的数额也会大幅攀升。[23]
此外，触摸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一篇名为《点金术：轻微触摸对餐厅小费的影响》的文章中，艾普瑞尔?克拉斯克解释说，她对两名女服务员进行了培训，教她们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时候触摸客人的手掌或肩膀秒钟。[24]结果显示，与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相比，这两种短暂的触摸都会让客人多付一些小费，相对而言，轻触手掌的效果要比轻拍肩膀更好一些。
多给服务生或者酒吧招待一点儿小费是一回事，可是这种微妙的效应也能够让人们付出大笔的金钱吗？
20世纪90年代，来自德克萨斯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阿雷尼和大卫?基姆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在市区的一家酒品专卖店有计划地改变所播放的音乐。[25]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古典音乐，比如莫扎特、门德尔松和肖邦的曲子；还有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流行音乐，其中包括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以及拉什乐队的歌曲。研究人员把自己乔装成了清点存货的店内助理，借此观察顾客的各种行为，比如他们从酒架上拿下了多少瓶酒、他们是否阅读酒品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买了多少瓶酒。观察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播放的音乐类型并不会影响人们在酒窖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人们从酒架上所取下酒品的数量，甚至不会影响人们购买酒品的数量，但的确会对顾客行为的一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所买酒品的价格。当播放古典音乐时，人们所选酒品的价格平均而言要比播放流行音乐时高出三倍。研究人员相信，听到古典音乐会让人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从而促使他们去选购更为昂贵的酒品。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类似的微妙刺激对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9）
社会学家罗格斯（吉米，而不是肯尼）对1400多首乡村音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乡村音乐的歌词通常描述的都是消极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暗恋、酗酒、财务困境、绝望、宿命论、怨恨和贫困。[26]20世纪90年代中期，韦恩州立大学的斯蒂文?斯达克和奥本大学的吉姆?冈拉克想知道持续接触悲观的主题会不会让人更容易自杀。[27]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49个地区的自杀率和乡村音乐在全国性电台播放的数量。在排除了贫困、离婚和持有枪支等几个因素后，研究人员的确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电台播放的乡村音乐数量越多，自杀率就会越高。
这个研究结果可能听起来比较牵强，而且也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质疑。[28]不过，其基本前提却已经被诸多的研究所证实：大众传媒的确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自杀决定，有关“维特效应”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74年，约翰?冯?歌德出版了一本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书中，一位名叫维特的少年爱上了一位已订婚的女士。维特无法面对与心上人难相厮守的残酷现实，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本书的风头实在是太盛了，并引发了一系列模仿维特自杀的案件，结果导致该书在几个欧洲国家被禁止出版。1974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决定研究一下媒体有关自杀事件的报道会不会引发现代版的“维特效应”。[29]他首先查看了1947～1968年期间美国各地的自杀统计数据，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至少与其他60起自杀事件有关。此外，后续事件中的自杀方式也大都与媒体报导中描述的方式相同或相似，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与
本文链接:
http://m.picdg.com/11_11677/29072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