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海上花_分节阅读2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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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凡人的生活,“可爱而可哀”的岁月,更能代表一般生命的规律和意蕴。善恶未必有报,爱恨未必有果,其中过程都是缺少戏剧性冲突的,结局亦难得壮丽或凄美,这是一般人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人生,我们又不太感兴趣。不过,若他们和自己所迷、所爱的人物有一点关联的话,我想你还是愿意关注一下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借着张爱玲的光,看一看她身边曾经出现过的人们。虽然她显然比一般作家孤标傲世,远离人群。但的确有一些人曾围绕在她身边,他们的音容,还存留于她的书卷。也许她曾得了他们的好处、启发或者影响,但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她才能看清他们——当我们打开她的书,一如点亮一支蜡烛,昏淡的光照之下他们出现了。当那盏灯光熄灭,他们就消失了。

    让我们借着这光——可惜年代已久,那些人像也稍显摇摆不定。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张“西洋美妇人”的脸,穿着打扮也是西洋式样,却是一个中国女人,她就是张爱玲的母亲。她似是一个不甚伟大的母亲,不仅比不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星妈们——远一点的孟母、岳母,近一点当代男性作家笔下含悲忍苦克已奉献的娘,就是比起咱们周围那些为了孩子上钢琴课、穿名牌而四处奔波的普通母亲,也是颇见形拙。但她绝不是那一种星妈,阴戾、下作,从反面刺激了孩子的奋斗。她多少也为张爱玲作了些牺牲,却要忍不住掂量“是否值得”;她教育她做个淑女,优雅高尚,有礼有识,自己却很快不耐烦起来,说不如让你小时候得伤寒死掉——像那些没文化又欠涵养的母亲赌咒“不如当初不生你”。但那些母亲往往只是嘴巴上厉害,她们为孩子勇于牺牲,视孩子为生命的支柱,对孩子将来的出息抱有信仰般的热忱——很显然,她又比不上她们。

    对这样的一个母亲,张爱玲似是不怀多少感情的。幼年时她与她聚少离多,成年后也很少生活在一处。打开自述身世的《私语》,关于母亲的叙述是冷淡的,仿佛隔了重重障碍。然而多遍之后,不经意中,我却发现了一个缺口,并从这个缺口,略略地看清了这个“横跨两个时代”、旧时代新女性的母亲的心。

    “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来时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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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醒来总是不甚快乐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然而我可以肯定我不是从来都如此——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处于这样的境地。四面是空的,我也在空中,心里是挖空了一般的空。同宿舍的女孩子们都起床了,忙着穿衣洗脸上操,开始一天的新生活,而我却躺在床上,想死。后来我读到杜拉斯的小说:“她醒来时总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现在我已经不这样了。也许是因为成熟了,也许是因为仓皇之中敏感丧失。现实令我们连空虚都顾不上了。

    但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女人还有这习惯。这个“敏感而美丽”的女人,也许她不应该那么早结婚,然而父母之命不能违。结婚后她借口小姑子留学要人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小姑子回来了,她还是“来了又去”,一次又一次要出国。“她是个学校迷”,张爱玲说。那时候女子进学堂是自由进步的象征。她在国外读书、教书,踏着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小脚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她还画油画,“徐悲鸿蒋碧薇都很熟识”,但她并没有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留学归来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当中的一个。“珍珠港事件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她还曾下厂当女工,她会缝制衣服,想做蛇皮手袋销售。她屯了一箱蛇皮在上海,然而这一计划并未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欣赏新巧独特的手工业,”张爱玲似是嘲笑又似心酸地说,“她早了二三十年。”

    人毕竟是渺小的。有梦想又如何?不过是早晨醒来在床头抑郁一小会儿而已——很快的,晨声、人、事就来提醒我们了。抑或,还有什么是叫人高兴的——比如作为母亲,看着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诗的女儿,于是高兴起来。但生命终是无奈,是空,这是心的缺口,她纵然不停地“来了又去”,做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这个缺口她的女儿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书上市四天即脱销,一版再版,年轻的女孩儿却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只说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高兴的”。但她比母亲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奋笔疾书的写作者的姿态抵抗这人生的虚无。”母亲却终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我们看来,没有成就,也没有做好母亲,似是不可恕的——但一个女儿不会这样看她的母亲,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会这样评价另一个女人。如果说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有过怨意,但几十年后的《对照记》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对母亲的理解、留恋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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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

    “(母亲)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是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中的女儿。1950年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了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她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的。虽然她多数时间都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是母亲,但她更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有她的梦,她的理想,她的女儿索性连女儿——或儿子——都不要,我们不也理解了吗?

    好在另有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亲人,多少帮张爱玲弥补了亲情的缺失。这就是张爱玲的姑姑。我们认识她,大多从那篇《姑姑语录》开始:

    姑姑看到侄女写的文章,有所感触,也想写。但很快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姑姑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地赚了钱来,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像姑姑是一个开朗、干练、成熟、独立、注重生活品质的知识女性,在那个时代就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气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诗,不懂就是不懂,还怀疑他胡说八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也不一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寄过一张与张爱玲的合影给她的母亲,说:“我这张难看极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照片中张爱玲笑得龇牙咧嘴,不知那个一向期待她成为淑女的母亲可会满意。姑姑和母亲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姑姑不会鼓励她为一朵干枯的花而流泪,训练她“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这种坦白的作风想必是对她有所影响的。

    所以看到姑姑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温柔沉静,不觉又惊讶又喜欢。张爱玲在一旁写上:“1940年末。我1952年离开大陆时她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这淡淡含情的话语对于她来说也算是少有的了。叫人想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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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逢乱世,没有家,只有姑姑的家“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然而张爱玲还是离开了。可爱的中国,“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然而她还是离开了。面对新的社会她觉得恐惧,她不能忍受那种洪水般的政治潮流对个体生命及至对文艺的冲击。这个被我们视为通俗作家的女人,其实是“纯文艺”最坚定的捍卫者——她对文学的爱,甚至超过了对人的爱——对人,她总是太冷静、喜欢怀疑。

    能成为张爱玲的朋友的炎樱是幸运的,但更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张爱玲自己。炎樱是混血儿,爽快热络,她上学,任校方指定的学生长,品学兼优、人缘好,还能服众——似是和张爱玲相反的品格。炎樱没有张爱玲,想也不会寂寞,但张爱玲不能没有炎樱,不能没有炎樱陪她聊天,逛街,吃零食,买东西,拍照片,甚至为她和胡兰成证婚——倒不是说炎樱不够年长稳重,又不是纯种的中国人,不配当证婚人,但一般地,这样的角色都是已婚者担当的。由此可见她视炎樱紧要——当然想来她也没有更多朋友。她把炎樱当做最忠诚可靠的朋友,却不像一般丈夫看贤妻似的,好是好,心里嫌她没味道——她是真心欣赏她:这个混血儿,如果她的身上有一点中国血统,应是《红楼梦》中史湘云那一种,侠女式的,纯净,大方,健康,明敏……

    除了那篇《炎樱语录》,炎樱还有不少笑话夹在张爱玲的书中:

    一个朋友结婚,炎樱去道喜,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不知道后来她何时出嫁的。她嫁给哪个男人便是哪个男人的福气。她会是一个快乐的主妇,生一群孩子——照片上的她腰粗胯大,令人忍不住有这样的想法——生一群孩子,个个结实,快活,像她一样。

    张爱玲和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亲爱,似乎不符合她孤怪的性情。我想这也不能全用友情需要互补来解释。这只能说明这个看似孤怪的女孩子有的其实是一颗最正常的心——比“正常的人”还要正常,还要单纯。她渴望“天真纯洁、光整的社会秩序”,所以才对琐碎难堪的现实特别敏感,所以才会为“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马上定乾坤”之类的戏词落泪……所以才懂得欣赏炎樱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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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樱没有辜负她的欣赏。一直都是她的朋友,一直都像做女孩儿时陪初涉文坛的她出席社交场所、帮她抢风头一样帮着她。炎樱曾为她出书而“在一个极热的下午骑了脚踏车到很远的报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去,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你现在可以整天整夜吻你自己了——没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这样自私的人遇到这样无私的朋友,实在是她的幸运。这孤独的才女并不像其他名人“朋友遍天下”,她只是静静地享受着真正友爱的幸福。中国有句古话,成事须有“贵人相助”,真是不假,只是她的贵人以最平凡的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什么名人、要人——她的笔下极少有这些人,她年少出名,内心高傲,似是水晶在回忆录中说,白先勇辗转给张送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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