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这个峭壁需要强劲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再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安索爱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顶峰，再从人们熟知的东南脊路线下山。天色已晚，地形陌生，瓶装的氧气也在迅速地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于18时15分到达顶峰时正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28，o00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这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安索爱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被截掉了，但两人总算能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这里也是安索爱尔德的家乡。他是我父亲的密友。有时我和安索爱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比我大1岁，大卫比我小1岁。在威利·安索爱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威利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一座9，o00英尺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安装了空中缆车。毫无疑问，1963年发生在珠峰上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正当我的朋友将约翰·格伦、桑迪·库法克斯和约翰尼。尤尼塔斯奉为偶像时，我把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当成了自己心中的英雄。

    我心里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以后10多年里，这一直都是我奋斗的目标。到我20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一个登山者即意味着加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其不受户外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充满阳刚之气，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的要素则是要给别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比如何登上这座山峰重要得多。名气是靠大胆的方式、精练的装备和从最困难的路线攀登而赢得的。没有谁能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更受人钦佩了：即不用绳子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我靠每年5，000至6，o00块钱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在二十五六岁时曾经放弃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穆朗玛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和审美吸引力，以至于对”正统”登山者来说不值一提的山峰。所以我也开始小瞧世界最高峰了。

    这种偏见的产生是始于80年代初，珠穆朗玛峰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山口至东南山脊线--已被攀登过 100多次了。我和我的同伴把东南山脊称为”牦牛之路”。对珠穆朗玛峰的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事情而被进一步加深了。当时迪克·巴斯--一位只有一点登山经验的年届50岁的德克萨斯阔佬--在一位名叫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出色的年轻向导的引导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招来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关注。

    珠穆朗玛峰总体上说是著名登山运动员的乐园。用《登山》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说：”只有你在较低山峰进行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这一殊荣。一个登山者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才可走进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 然而巴斯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后，他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7 大高峰的人。这一伟绩使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周末登山者们开始追随他指示的方向，即突然间将珠穆朗玛峰推入了后现代时代。

    ”对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令人鼓舞”。去年4月，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贝克·韦瑟斯用浓重的东德克萨斯口音对我说。贝克是位49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也是罗布·霍尔在1996年组织的向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 ”迪克向我们证明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如果你身体比较健康，而且手头上有些收入，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分开两个月的时间。”

    对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可以办到。在过去5 年间，在7大高峰上，特别是在珠穆朗玛峰上，人群拥挤的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为满足需要，以向导攀登世界 7大高峰、特别是珠穆朗玛峰为营利目的的公司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90年的春天，30支不同的登山探险队聚集到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队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峰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在安全、外观以及环境方面带来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尼泊尔的政府官员们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群数量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即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 年，尼泊尔旅游局的每个登山许可证的售价为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到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升至 10，000美元，队伍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1人要再付 1，200美元。

    但尽管收费昂贵，登山者还是成群地涌向珠穆朗玛峰。 1993年春天，也就是首次登上珠峰40周年的纪念年，有15 支探险队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人数是创纪录的。那一年的秋天，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费用提高到了惊人的50，000美元，且规定每支队伍的规模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1人再交10，000美元，但总数最多为 7人。此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在尼泊尔一例只允许有4支登山队同时攀登。

    但是尼泊尔政府没有想到，成群的登山者从尼泊尔移向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入失业。随之而来的抗议和不满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天突然取消了对每季登山队数量的限制。但同时，尼泊尔政府的官员们又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这一次，对7人规模的队伍收70，000美元，每增加1人再收10，000美元。从去年春天有30 支队伍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事实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1996年季风到来之前，也就是那场灾难尚未发生之时，在前5年中商业探险队不断增加的事实仍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很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登上美国的雷尼尔山这样的较低山峰都很困难；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穆朗玛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由于珠峰被不断地商业化，从前的圣山也被拖人了美国司法审判的泥潭。有些登山者在交付了巨额费用但却没有被护送到珠峰峰顶以后对他们的向导提出诉讼。彼得·阿瑟斯抱怨说：”有时你会遇到这样一些顾客：他们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彼得· 阿瑟斯是位受人尊敬的向导，曾经11次攀登过珠峰，其中 4次登上了峰顶。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可有可无。缺乏经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未能把诸如氧气一类的关键性后勤保障输送给登山者。甚至有些探险队的向导丢下他们的顾客而自己登上峰顶使得一些失望的客户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付帐单的。1995年，一支探险队的组织者携带着顾客交纳的上百万美元的费用在攀登开始之前就潜逃了。

    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社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准备5天后启程的珠穆朗玛峰向导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化登山活动以及伴随而生的矛盾。这家杂志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编辑的意思仅是希望我停留在大本营，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冰河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建议。我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且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针，然而我却在最后关头退出了。

    过去几年中我所表现出的对珠峰的藐视，人们自然认为我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而决定不去的。实际上，《户外》杂志社打来的电话出人意料地激活了我的强烈的和长久被压抑的渴望。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认为花两个月的时间呆在珠穆朗玛峰的巨大身影中却不去攀登比大本营更高的地方是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如果我要花8个星期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

    我问《户外》杂志社的编辑马克·布赖思特，他是否能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将给我时间正确训练自己以满足远征探险的体力需要。我还询问杂志社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名的探险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000美元的费用以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不指望他们能同意这个计划。在过去的15年问，我已为该杂志撰写了60多篇文章，而很少享受超过2，o00至3，o00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后，布赖恩特在与《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杂志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认为珠穆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的题材。他坚持说，如果我真的想尝试攀登珠峰，《户外》可以想办法使之成为现实。

    30年来我一直自称为登山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 ”山上开辟了一条困难的新路线。我还曾经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偏僻的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过3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科罗拉多做过多次比较艰难的冰山攀登。在大风横扫的南美洲北端，我登上了名为托雷岭的高达1英里的凌空竖起的花岗岩山峰的顶部。当时，风以100节的速度撞击着山顶。山峰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易破裂的冰霜。托雷岭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一把灰色的胡子，一付烂牙床，腹部还多出十几磅赘肉。我娶了一个我非常爱的妻子--她也同样地爱着我，意外地撞上份还算合适的工作。实际上，我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攀登的渴望已经被一些由小小的满足感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攀登生涯中，我还没有到达过一个可称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7，200 英尺，即珠峰大本营的地方。

    作为一个渴求了解登山史的学生，我知道珠峰自被英国人于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已经夺去了130人的生命 到达顶峰的每4个登山者中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丰富的高海拔经验。但我最终发现童年时的梦想很难消逝，而理智已无济于事。 1996年2月底，布赖思特打来电话说，罗布·霍尔即将启程的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去。在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愿意，甚至没停下来喘口气。 bookbao8 想看书来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to th air） 第三章

    我用不太连贯的语言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我说，我要讲的是海王星，仅仅是最普通的海王星，不是天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你该知道这就意味是你，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你。我说，在那上面有块大石头，我必须提醒你海王星上的人们都特别蠢笨，筒单地说，他们都被绳子拴着生活。我想要特别提到他们中有些人使自己下定决心要爬上那座山。我说，你们想象不出，这些人不顾死活，不管有用还是没用，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把空余时间和全部精力都花在追逐自己的荣誉上，在当地最陡峭的山上爬上爬下。他们回来时情绪都特别高。他们可能都爬上了那座山，因为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数人也让自己从最安全的一侧攀登那座山峰。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很振奋，这可以从他们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的满足看出来。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堂，在那里可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

    —— 约输·门拉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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