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在被直升飞机输送之后，贝克的右臂自肘以下被截掉了。他的鼻子也被切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耳朵和前额取下的组织。洛认为拜访贝克令人既伤心又振奋。看到贝克的这般模样实在令人伤心：重塑的鼻子，满脸的伤痕，生活不能自理，以及对能否继续行医的疑虑，等等。但看到这个男人能如此地接受一切并准备继续生活下去确实令人感到不同寻常。他战胜了这一切。他将取得胜利。

    贝克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贝克不会玩指责别人的游戏。你可能与贝克的政见不同，但看到贝克是如何对付这一切时，你将与我分享骄傲的感觉。终有一天，一切苦难将为贝克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我为贝克、洛和其他一些能从积极的角度审视这段经历的人们感到振奋，甚至感到有些嫉妒。可能随时间的流逝，我也能从诸多的痛苦中认识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现在还做不到。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从尼泊尔回来已半年有余。在这6个月中，任何一天珠穆朗玛峰都能在我的思维中占据2至3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也没有暂停过：攀登留下的影象以及它所造成的恶果仍渗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记录这次探险活动的文章刊登在九月的《户外》杂志后，杂志的邮购量激增。许多回信都表现出对幸存者的支持和同情，但也有很多恶语相向的信件。例如，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律师训斥道：我想说我同意克拉考尔先生所说的：” 我的行动，或我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亡。” 我还同意他所说的：” （他）只躺在350码之遥的帐篷里，什么都没有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独自活下来的。”

    一些最愤怒的来信，也是迄今为止读起来最令人恼羞成怒的信件是来自受难者亲属的。斯科特·费希尔的妹妹丽莎·费希尔·卢肯巴赫写道：” 根据你的文字，你似乎具有确切知道每个人在探险活动中的想法和心理活动的特异功能。现在你已安然无恙地返回家中。你评判别人的判断力，分析他们的企图、行为、性格及动机。你对领队、夏尔巴人和顾客应该如何做大加评论。你对他们的过错进行傲慢的指责。根据乔恩·克拉考尔的自述，在他预感到恶运将至时，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缩回自己的帐篷。

    还是看看这位貌似万事通的所作所为吧。你对安迪· 哈里斯的下落的错误推测给他的家属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而现在，你又以对江布”小道消息式”的描述来唾弃他的性格。

    我所读到的是你的个人主义正疯狂地从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出道理。但你的任何分析、批评、判断，亦或是假设，都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寻求的平静感。没有答案，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没有人应受指责。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中尽力而为。

    没有人蓄意谋害别人。没有人想死。

    我是在得知遇难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洛桑江布的名字后不久收到这封信的。这封信使我异常痛苦。8月份，当季风从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退却以后，江布返回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支日本探险队从南山口和东南脊攀登。9月25日，当他们从2号营地攀登至4号营地准备向顶峰冲刺时，一块板状的崩落雪块将江布、另一名夏尔巴人和一名法国登山者压倒在日内瓦山嘴之下。他们顺霍泽冰面向下翻滚了一段距离，直至被摔死。江布抛下了在加德满都的年轻妻子和一个2个月大的孩子离开了人间。

    还有其它一些坏消息。5月17日，从珠穆朗玛峰下来后在大本营休息了2天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独自前往攀登霍泽峰。” 我累了” 他告诉我，” 但我是为斯科特而去的。” 为了完成斯科特要征服世界排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的遗愿，布克瑞夫于9月份从西藏攀登了卓奥友峰和海拔26,291英尺的希夏邦玛峰。当他于11月中旬在家乡卡扎克斯坦逗留时，他乘坐的公共汽车发生撞车事故。司机被撞死，而阿那托列的头部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

    1996年间月14日，下面这段文字作为南非人对珠穆朗玛峰的论谈内容之一而被刊载在因特网上：” 我是夏尔巴孤儿。我的父亲在我年近7岁时为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而死在了库巴冰瀑上。我的母亲在1970年时为另一支探险队扛运行李时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我的另三个兄弟姊妹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往在欧洲和美国的寄宿家庭。

    我从未再回到我的家乡，因为我认为它是应受到诅咒的。我的祖先由于在低地受到虐待而逃到神圣的库巴地区。在那里，他们在”大地之母”的阴影中找到了避难所。作为回报，他们应当保护女神的圣所免受外人的入侵。

    但我们的人却背道而行。他们引导外来者进入圣所，并以站在她的头顶欢叫的方式来破坏她的肢体，污染她的胸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搭上了性命，而另一些人虽虎口逃生但却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夏尔巴人也应对1996年发生的悲剧负责。我对没能返回故乡不感到丝毫遗憾，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和那些自认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外来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即使永不沉没的它也沉没了。在”女神”面前，韦斯特斯、皮特曼、费希尔、江布、马斯纳和伯宁顿是多么愚蠢的人啊。因此我发誓我将决不重返家园而成为亵读神的合谋者。”

    珠穆朗玛峰似乎毒害了很多生命，摧垮了多种关系。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因为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当我上一次同某位队友谈话时，我得知他的妻子的状况也是一团糟。他说，应付探险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他的婚姻行将瓦解。他不能集中精力地工作。他经常从陌生人那里受到恐吓和羞辱。

    在桑迪·皮特曼返回曼哈顿以后，她发现自己成了公众发泄怒气的对象。1996年8月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她冷嘲热讽的文章。一个来自小型电视节目《拷贝》的摄制组在她的公寓外”偷袭”了她。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将皮特曼的高山遇难经历调制成《纽约人》杂志封底的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笑话。到8月份，事态发展得愈发不可收拾。她向朋友哭诉说她的儿子在高等私立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嘲讽和冷遇。公众将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极大愤怒直指皮特曼，这使得她既感吃惊又有些晕头转向。

    对尼尔·贝德曼来说，虽然他将两名顾客引导下山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仍为没能阻止另一个人的死亡而深感内疚。这位顾客不属于他的队伍，因此如果冠冕堂皇地讲，也就不属于他的责任范围。

    在我和贝德曼都重新适应了家庭环境之后，他向我回忆起在南山口上与队员们挤在寒风中并不顾一切地要保证每个人生还的情景。” 当天空刚刚晴朗得使我们能分辨出营地的方向时，” 他回忆说，” 那感觉就是39 嗨，风暴的停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赶快走吧！39 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大家挪动双脚，但很显然有些人已虚弱得无法迈步，甚至不能站起来了。””人们在哭喊。我听到有人嚎叫：39 别让我死在这里！39 那显然是非生即死的关头。我竭力想使南比站起来。她抓住了我的胳膊，但她虚弱得已无法支撑双膝站立起来。我开始迈开脚步并将她拖了一二步，然后她的手松开了，摔到一旁。我必须继续前进。必须有人去帐篷求救，不然所有人都会死掉。”

    贝德曼稍停了一会儿，”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南比，” 他再次开口时这样说，” 她是那么弱小。我仍能感到她的手指从我的胳膊上滑落时的感觉，而我就听之任之了。我甚至再没有回过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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