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 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a  gitizia casa 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

    至于这部作品的经济收益，虽然我只收到它在别人手里可能产生的四分之一，数目仍然相当可观，够我生活几年，并且补充我抄缮工作的不足，因为抄缮工作一直是进行得不够好的。我得到了国王的一百个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蓬巴杜尔夫人亲自饰科兰一角，——再加上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剧本的五百法郎。这个短剧，一共只费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工夫，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又笨拙，还是使我挣到了差不多和后来《爱弥儿》使我挣得的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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