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很困。要睡了。故事下回再说吧……。

    似 水 柔 情

    二

    “茫茫黑夜漫游”，这是别人小说的题目，被我偷来了。我讲这个故事，也是从别人那里抄的，既然大家都是小说家，那就有点交情，所以不能叫偷，应该说是借——我除了会写小说，还会写程序。三年前，有个朋友到我家里来，看了我的本领后说：哥们儿。你别写小说了，跟我来骗棒槌吧。现在棒槌很多，随便拿dbase写两句，就能弄着钱啊！所谓棒槌，就是外行的别名，这称呼里没什么恶意。我喜欢棒槌。尤其是可爱的女棒槌。我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她一—但我正觉得写小说很好，没和他去骗棒槌。

    就在前两天，我又巴巴地去找这位朋友，求他给我点事做。朋友面有难色——他说，这个行当现在不好做。棒槌依旧很多，钱却没了。企业都亏损，没钱，个人不在软件上花钱，我听了这话就叹起气来你也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最叫人本忍看的事不是西子棒心，而是王二失意——平日很疯狂的一个人，一下就蔫得不成样子。朋友不忍看，就说：好吧，我给你找活。你自己先操练一下，本领要过硬——现在不是三年前了。我现在就在操练。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自己就是一根棒槌……仅仅三年，电脑就变成了这种鬼样子——从tel公司到比尔·盖茨，全是一伙疯子！

    现在我是根电脑棒槌，但我不以为自己会成一根小说棒槌。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永远都不会。这是我的终身事业，我时刻努力。这件事就不说了，还是讲我的故事吧：希腊医神说得好：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就说这故事里的编辑吧，面临一项采访任务。我估计有些人接到这样的任务会兴致勃勃，但他完全是捏着鼻子在做。他在老板的逼迫之下继续着，看了无数无聊的小报，浪费了很多信纸，写了很多肉麻的信，起了很多身鸡皮疙瘩……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这一位没让他买照片，也没让他寄照片。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见面。编辑先生也想快点见面来完成他的专访，但是他想，这件事还是应该按s／的套路来进行才对。用通信的方式约好了见面的方式约好了见面干什么，他又在市中心匿名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见面的地点。

    然后，这个故事真正到了开始的时节：这位先生穿着黑色的皮衣、皮裤、皮坎肩，戴上皮手套和皮护腕，坐在空房子里等人。穿上这些衣服，可以驾飞机飞上寒冷的高空，也可以到北极去探险。有件事我忘了说了，这故事发生在七月份的纽约。那里又热又闷，他租的房子又没空调，但他不能不穿这些衣服，否则就没有气氛——所以只好起痱子。这位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所以今晚要做的事也不能让他开心：他要把一位陌生的dy叫作一条wor——中文太难听了，只能写英文。还要把她图娜婚港来打她的屁股。他想，下回仟悔可有得说了。他觉得没滋没味，没情没绪，恨不能一头撞死。这也是我此时的感觉——我刚刚看了自己写出的程序，乱糟糟的像一锅豆腐渣，转起来七颠八倒，还常常死机。像这样的源码别说拿给别人看，自己留着都是种耻辱，赶紧删了算了。但是朋友要看我操练的结果，有点破烂总比没有要强……

    且把故事放到一旁，谈谈医神的这句话：此人之肉，彼人之毒。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至理名言。在美国，s／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但对更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无穷无尽的笑料。在美国我讲这个故事，听见的人都笑。在中国讲这个故事，听见的都不笑。还有人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这个故事意义在哪里？倒能把我逗笑了。《生活》的朋友说，他们有四万读者。我总不相信这四万读者全是傻得愣瞪着双眼等待受教育的人、就算是阳，我也能想出一个来。所以接着讲吧：那位编辑先生穿着—身皮农，坐在空房子里。对面有个穿衣镜，他在里面打量着自己，觉得像个潜水员，只是没戴水镜，也没背氧气瓶。说句老实话，潜水员在岸上也不是这样的打扮。就在这时，有人按门铃。出去开门时；他在身上罩了件风衣——这是必要的，万一是有人走错门了呢。门廓里站着个很清纯的姑娘，没有化妆，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她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故事先讲到这里，容我想想它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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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科学、艺术，甚至还有哲学。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每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种事业而癫狂——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假设《生活》读者都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省去我提供意义的苦难：在为科学或者艺术疯狂之余，翻开“晚生杂谈”，听听我这不着调的布鲁斯，也是满不错的——我知道作这种假设既不合道理，又不合国情。我的风衣口袋里正揣着两块四四方方很坚硬的意义，等到故事讲得差不多，就掏出来给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　糊，觉得很过瘾——我保证。我的故事里，有一个穿风衣的姑娘站在门廓里——

    编辑先生不敢贸然打招呼，生伯闹误会了。虽然他也想到了，七月底的傍晚，除了有重大的原故，谁也不会穿风衣。他自己不但穿着风衣，还穿了一双高腰马靴，靴根上带着踢马刺；手上戴着黑皮手套——他当然也有重大的原故。据此认为他不怕热是不对的，他不仅伯热，而且汗手汗脚，手心和脚心，现在一共有四汪水。此时他暗自下定了决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晚决不脱靴子。让人家闻见这股味儿不好——当然，他早忘了，这里没有“人家”，只有一条wor……他把手夹在腋下，但靴子是隐藏不住的。女孩看清以后，就钻了进来，脱下风衣挂在衣钩上。里面是黑皮短衣，不仅短，而且古怪。她不尴不尬地转过身来，打招呼道；你好。那男的想好了该说什么后，答道：你好，wor——说时迟，那时快，女孩扬起手来要给他个嘴巴。假如打着了的话，这故事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谁是s，谁是都得倒过来——但她及时想明白了，把手收回来，摸摸鼻子说，你好，大老爷，奴家这厢有礼了——这几句倒是中规中式，不但合乎s／的礼仪，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暗暗相通。可惜她马上就觉得不自在；翻口道：叫蛆太难听了！咱们改改吧，你可以叫我小耗子。可以理解，谁都不想做昆虫的幼虫，都想做哺乳动物，这个要求本不过分，但我们的编辑先生从小到大痛恨一切啮齿类，所以硬下心来说道：不行。我又没逼你，是你自己要做蛆的。那女孩想了想，叹口气说，是吗？那好吧。但是，叫你大老爷，是不是太肉麻些了？那男的马上想说：好，你就叫我比尔吧——但他立朗想到，叫比尔怎么成呢，气氛就没有了，专访怎么写？于是硬下心来答道：不行！怎么这么罗嗦呢？不要忘了，你是条蛆呀！与此同时，他在心里记下：下回埋头工作忏悔时别忘了说，我对人家女孩子发横。主啊，原谅我吧。我也是为了新闻事业——这个人的毛病是顾虑太多，一点都不干脆……

    我有些编辑朋友，他们说，你也不能老这么不酸不凉的。文章要让一般读者能看懂，还要有教育意义。具体到我讲这个故事，教育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太黑暗，让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去做无聊的专访，逼良为娼——好吧，我把砖头掏出来了。拍过了这一下，就可以接着讲故事了。说句实在话，我讨厌这个男主人公。他粘粘糊糊，满心的顾虑。至于我，过去是干脆的，现在也变得顾虑重重。一位报纸编辑告诉我说：兄弟，你是个写稿的人，不是载运死刑犯的囚车啊。别老写些让我们老总见了就毙的东西，拜托了……这是个合理的要求。对于我讲的故事，也该加些批判进去，让我自己也显得乖些。那美国编辑说，他是为了新闻事业。什么事业？男盗女娼的事业——唉。我自己也是个小说家。假如我真看不出来这个故事是别人编来逗笑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批判一番，那就象个傻x了。傻x就傻x吧，我现在已经很随和了。你可以叫我傻x，还甚至可以说我是wor，我都没意见，虽然我也想做个啮齿类。程序调不通，稿子又不肯好好写，我算个什么人呢。做人应该本分，像老舍先生生前说过的那样，多配合……只有一点我不明白。像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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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年轻时，觉得一切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拥有一切……如果那时能编程序，一定快乐得要死。顺便说一句，想要拥有一切时，我正在云南挖坑，什么都没拥有。假如有个人什么都想吃，那他一定是饿得发了慌。在现代，什么都想干的人一定是不正常。不管怎么说吧，我怀念那个时代。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现在我也在编程序，但感觉很不好。这说明我正在变成另外—个人，那种嚣张的气焰全没有了。关汉卿先生曾说，他是蒸不熟煮不烂碾不扁磨不碎整吃整屙的—颗铜豌豆。我很赞赏这种精神，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豆子是没有的。生活可以改变一切。我最终发现，我只拥有一项事业，那就是写小说。对—个人来说，拥有一项事业也就够了……所谓小说，是指卡尔维诺、尤瑟纳尔等人的作品，不是别的，这两位都不是中国人，总提外国人的名字不好，人家要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以，所谓小说。乃卡威奴，尤丝拿之事也。这么一说；似乎实在得多了。像这样闲扯下去真是不得了，且听我讲这个故事吧。

    那位编辑和—个陌生的女孩在门厅，寒喧过后，就到后面卧室里去。那女孩一路上东张西望，不停地打听：你就住在这儿吗？长住短住？你什么职业？喂喂，除了叫大老爷，你还叫什么呢？编辑先生感到很大的不快，想道：他妈的！我要做专访；可这到底是谁访谁啊？但他没有说出口来。他只是板起脸来说道：不要叫我“喂喂”，该叫我什么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也别忘了……那女孩吐吐舌头说，好吧，我记住。等会儿我当完了wor，你可要告诉我啊。这位编辑登时有种毛骨抹然的感觉。座山雕在威虎山见了杨子荣也有这种感觉，这个土匪头子是这么表达：你不是个溜子，是个空子！但编辑没说什么？他只是想着：上帝啊，保佑我的专访吧！让我有东西向老板交差！……我就不信专访有这么重要。所以，他说的“专访”，应该理解为“饭碗”才对。在饭碗的驱使之下，他把那女孩引到了卧室里；这问房子挂着黑布窗帘，点着一盏昏黄的灯。这里静得很，因为这所房子在小巷里。除此之外，编辑先生亲自动手，把窗缝都封上了。房子中央放着一张黑色的大铁床。到了这个地方，女孩变得羞答答的。而那个编辑也有点扭捏。他干咳了一声，从背后掏出一把手铐——这是一件道具。女孩的脸涨得通红，她盯着他说：喂喂！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那个男人臊得要死，但还是硬下心来说：什么必要不必要的！我也不叫做“喂喂”！别忘了，你只是一条蛆！整个故事里就是这句话最重要。在生活里，也就是这句话我老也记不住。

    塞利纳杜撰了一首瑞士卫队之歌；

    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

    仰望天空寻找方向，

    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

    我给文章起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想起了这首歌；我讲的故事和我的心境之间有种牵强附会的联系，那就是：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与此相反，在这种处境下，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近几年认识了一些写影视剧本的作者，老听见他们嘀咕：怎么怎么一写，就能拍。还提到某某大腕，他写的东西都能拍。我不喜欢这样的嘀咕，但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但这种嘀咕不能钻到我脑子里来。人家让我写点梁风仪式的东西，本是给我面子，但我感到异常的恼怒。话虽如此说，看到梁凤仪—捆捆地出书，自己的书总出不来，心里也不好受。那个写的东西全能拍的大腕。他是怎么想的呢……在我的故事里，那个女孩摸摸羞红的鼻子（现在不摸一会儿就模不到了），把手伸了出来，被铐到了床栏上；这是一种s／套路。不要问我现在陷到什么套路里了，我不知道——我也想当个写什么都能拍或者登的大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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