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这一次，大概是他自黄埔毕业后连年征战之中第一次享受过和平年的滋味，平时一向几乎烟酒不沾的张灵甫，也破例兴致勃勃，陪着部下一道吞云吐雾，开怀畅饮。
开封，是张灵甫当年南下广州的站，正是从这里，他开始滑向自己的人生轨道。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里，国家发生了太多的重大变故，个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1925年的秋天，一个从开封出发登上南下列车的热血书生未必会想到，经过五年的腥风血雨重回故地，自己将非复当年吴下阿蒙，变成一个生死不惊的冷血军人，他也不再是对国民党一知半解的政治白丁，而成了蒋校长的忠实信徒，愿意为所信仰的领袖、、主义战死沙场。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军官，此刻正春风得意，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他将随着国民党军的战车，在这条轨道上开足马力，疾驰、前进，永不回头，直至车毁人亡。
四
第1师在中原大战中打出了名气，成了蒋介石手下名副其实的王牌之师，但是该师在中原大战期间也伤亡惨重，由于所谓的“革命战术”的激励，伤亡将士中各级军官的比率也相当高。
在战场上，死神总是追逐着勇者。胡宗南明白，优秀干部的损失是部队的致命硬伤，在开封整训期间，他成立了军官训练班，对在战场上提升的下级干部施以小部队战术动作的速成补习，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下级军官的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速成，而中上级指挥官的培养，却不可能如此的多快好省。
作为当时国民党军的头号王牌师，第1师有着一种被神化的威势，而第1师的这种威势，又被在部队调用上捉襟见肘的蒋介石鞭打快牛，连续在各个新战场上作超负荷的使用，这使得第1师一直没有充裕的时间从容整训。在其他部队中的同学纷纷进入高等教育班、兵种专门学校等深造班进修时，张灵甫没有此等幸运机会坐下来安心学习，原因并非是他自己不愿意进修，或是不够资格。据担任过第1师参谋长的于达说：“当时在部队里，也不仅是在第1师，有一种风气，即对那种用也不好用，而撤差也不好撤的军官将领，有一种处理的方式是：拿他去应付受训，常常部队里需要派人去参加训练班，便到处叫他去办训练。这种人我们当时叫做‘受训专家’。胡先生处理部队里这种被冷落的人，也有这种嗜好。”《于达先生访问记录》 于达口述 张朋圆等访问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 1989年张灵甫当时正深得胡宗南的赏识嘉奖，在这种风气下，胡宗南当然不会让骁勇善战的张灵甫离开战斗中的部队，到后方坐冷板凳上学进修了。
在国民党比较有名的战将中，有一类是属于接受过较完整的高级军事教育者，比如邱清泉、廖耀湘、孙立人等，而更多的则是如张灵甫这类在实战中凭战功和个人天赋一步步晋升高阶者，比如杜聿明、王耀武、胡琏等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这一点上，张灵甫与他后来的对手解放军将士们，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
第五节初露锋芒6
许昌攻击的失利有可能对张灵甫造成一定的冲击。事实上在经过惨烈的中原大战之后，原本以“革命战术”相标榜的中央军军官，也开始检讨战场上用弟兄们鲜血换取的经验，中原大战对中央军战术思想的进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这种进化并没有多大长进，以致在最初对红军发动的围剿中，依然大败而归。没有原始的资料可以证实许昌失利对张灵甫的战术思想带来了什么严重影响，但从后来的实战表现来看，张灵甫除了早期作战锋芒毕露的“勇”之外，在战术指挥上也多了几份“智”，因地制宜、声东击西、攻其不备、灵活多变，都成了他以后的作战特色。
第1师这次在河南的时间有将近一年，但并不是一直在休整。
先是因为这期间河南地方上不太平。经过连年战乱之后，河南出现了大量强寇土匪，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对此十分头疼，驻扎在省城的第1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剿匪的重任。仅仅休息了两个月，张灵甫又奉命随第1师独立旅出发，进剿长期在确山、桐柏一带流窜的豫南巨匪洪德昌。对于第1师来说，剿灭这些土匪是杀鸡用牛刀，河南匪患在第1师不断扫荡之下，渐告肃清。紧接着，第1师被急调沿平汉线北上，参加在河北邢台称变的原西北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石友三，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连手将其击败。
1931年8月，第1师才返回开封驻地，就接到调令前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作战，部队刚刚出发，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调第1师进驻郑州警备陇海铁路，防范日军向华中进犯。但是，在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国土大片沦丧，国人群情激奋。12月15日，在全国因九一八事变的一片声中，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头衔，宣告下野。
蒋介石短期下野期间，一向是天之骄子的第1师失去了主心骨，士气消沉。不过由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的新政府的表现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面对日本浪人在上海滋事挑起纠纷，东北日军乘机攻取锦州，新政府手忙脚乱。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1932年1月2日，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
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
日本人可没这个耐心让国民政府慢慢讨论“对日新政策”，他们迫不及待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当时驻上海的19路军奋起还击，著名的淞沪抗战因此打响。国情艰危，穷于应付的新政府只好又把蒋介石请到南京主持局面。蒋介石就坡下驴，一回到南京马上布署上海的防务，同时命令第1师改称第43师，紧急开往常州、无锡、江阴等地部署上海战场的二线阵地。
得知将被调往抗日战场，张灵甫像一头嗜血的猎豹闻着了血腥般地兴奋起来，第1师的士气也由极度消沉转入空前的亢奋之中。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尚无意继续上海的战事，只想在国际调停下将战事早日结束。这个“第43师”也就只能停留在上海附近无所作为。张灵甫在沪战一个多月期间对作战的唯一贡献，只是按照胡宗南个人的规划，参与赶修完成无锡－江阴、常州－溧水及常州－溧阳之间的公路，并加固了江阴要塞的工事。
19路军和后来投入的由张治中率领的蒋军嫡系第5军正与日军在上海激战，张灵甫却整天在安排部队挖土修路，他只能沮丧地想象着不远处的友军与日军交战的枪炮声，而没有机会进入近在咫尺的上海战场助战。三月十四日，沪战由国际协调而停火。张灵甫与第1师的其他官兵一样，对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感到万分遗憾。他还得再等待漫长的五年，才有机会跟随另一支部队重返淞沪战场，打响他为国家民族而战的第一枪。
第五节初露锋芒7
淞沪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内地的烽火又频频延燃。这一回，惊人的消息并非来自反蒋的各路军阀，而是从大别山区传来。红四方面军攻破了黄安，并在潢川成功击溃国军另一支王牌部队，即由原来北伐时代第1军改编的第2师。
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区的围剿作战全面失利，武汉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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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陌生的对手1
一
黄安今红安，位于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之处。七十多年前，在这片贫瘠的鄂东山区，曾经上演过一场暴力革命的史诗，其惨其烈，已经载入了中国现代史的革命史册。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小小的黄安走出了两位共和国主席，二百多位共和国将军。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红的，是血。
红军在黄安的发展，最早可以上溯到北伐中期，当时激进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已经执行董必武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黄安积极发动土地革命。国共分裂之后,黄麻特委依据八七宣言的精神，在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领导下，于1927年11月在黄安、麻城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这是继毛泽东不久前在湖南领导的秋收暴动之后，又一次影响较大的武装暴动。“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从起义期间流传于当地的这首民间小调，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火热的暴力革命气息扑面而来。
起义的革命武装很快组成了由潘忠汝、吴光浩领导的鄂东军。但是，初生的红色政权与红军武装在国民党军的进剿之下，不久就被击溃，到了1929年，由鄂东军演变而成的红31师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大队约二百五十人的实力，各种枪支不到二百支，战士们只有对革命的热忱，却没有良好的训练与给养。1929年5月，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阵亡，这支小小的红军火苗，眼看着就要在大别山区被捺灭了。
1929年6月初，鄂东的山间小道上走来几个商人打扮的人，其中一位三十左右，个子瘦高，相貌平常，他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威武的军人，但是人不可貌相，事实上这位年轻人不仅毕业于黄埔一期，而且还是具有卓越天赋的军事指挥员，在大别山红军最艰危的时刻，中央派他进入大别山区重整旗鼓，而他也不负众望，在抵达大别山之后，迅速总结以往在大别山区的斗争经验，概括出著名的游击战术诸原则并用于实战，组织红军武装紧紧依靠苏区群众，在大别山区创造了红四方面军的传奇。这位创造传奇的年轻指挥员，就是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徐向前。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化展开，红31师取得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并迅速扩张。1930年4月，红31师扩编成红1军，次年3月，这支原本已经濒临瓦解的红军武装东山再起，第一次在歼灭战中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生俘师长岳维峻，证实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中央对于大别山一连串的胜利极感欢欣鼓舞，派张国焘到大别山区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与军委会，并将徐向前提升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围攻黄安县城，在长达四十三天的围城之后,终于胜利攻城破寨。
蒋介石与他的部下在“剿共”前线。红四方面军的成功，除了徐向前在军事上的卓越指挥之外，鄂豫皖特委积极开展的土地革命是苏区得以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当它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就有了取之不尽发展壮大的源泉。这种鱼水关系，国民党内比较清醒的人士并非毫无认识。
抗战时期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的万耀煌，在1932年的时候任国民党军第13师师长，参加了对黄麻根据地的围剿，当时他应召到汉口向蒋介石述职，向蒋介石报告说：
“是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一定目标的集团。共产党是统一的，政治上采苏维埃制度，军事指挥也是统一的。领导机构有中央有地方，决不是普通土匪，不能拿剿土匪的办法剿……匪区好比一个大湖，民众就是湖水。红军是水中之鱼，在水中来去自如。我们剿匪部队是渔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一网下去虽然能捕捉到水中少数的鱼，但是仍有大多数鱼在湖中。”《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万耀煌口述 沈云龙访问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5月
第六节陌生的对手2
万耀煌并举出了一个公式，形象地解析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
红军:红军+地方武装民众赤卫队+无武装有组织
的民众+主义=总力量
国民党军:兵+兵+兵=我们总力量
1932年3月到5月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重创了国军的第2师、第7师、第55师与第46师。
红军在鄂豫皖地区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蒋介石深感震惊。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暂时摆平了各路军阀诸侯对他权威的挑战，使他们偃旗息鼓，至少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开始集中全力对付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军队。这次他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得手以后，再转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第二阶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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