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

    在第1师与张灵甫同时期的九名团长中，有三名出身黄埔一埔，四名出身黄埔二期，两名出身黄埔三期，只有张灵甫和另一名也因战场上表现突出而受胡宗南青睐的刘超寰是黄埔四期。在资历观念浓厚的国军中，论资排辈几乎是一个潜规则，资浅的军官很不容易与资深军官竞争而获得越位晋升的机会，由此可以见，胡宗南的确对张灵甫欣赏有加。

    张灵甫当时随独立旅驻扎在川陇边界的碧口，看守入甘大门，他升任团长之后就在碧口锐意整军。张灵甫的治军非常严格，训练扎实，他带兵讲究宽严并济，重赏重罚，带出的部队军风在国民党军队中称得上严谨。他个人在操守方面也相当洁身自好，一不嗜烟酒，二不打牌赌博，也不好色，因此麾下的官兵对团长的严厉心悦诚服。张灵甫后来的部下也说：“他对下面的确是很严，可他对自己更严。长官以身作则，大家也没话讲。”第1团在张灵甫的从严训练下，成了胡宗南全师的头牌劲旅。

    第1师因为进不了四川而停留在陇南整训，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则在四川境内所向披靡，四川境内排得上名的军阀几乎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川康绥靖总司令刘湘是四川的军事领袖，他本人亲自到嘉陵江前线去督师，信誓旦旦地要将“赤匪”一举剿灭，结果被红四方面军打得丢盔弃甲。

    1934年11月，再次达到胜利高峰的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会议，领导人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制定了川陕甘作战计划。在四川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使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深具信心，他打算以川北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为依托，向西发展新的根据地。雄心勃勃的徐向前剑锋一指，将红四方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向陇南重镇，也就是他那位黄埔老同学胡宗南这一年以来新建立的中心根据地——天水。徐向前计划先夺取碧口，再向天水伺机而动。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2

    刘湘的亲征失利，使川中军阀终于向红四方面军彻底认输。眼看着自家后院大火蔓延而不可收拾，曾经集体排斥中央军入川的军阀们，再也顾不得请来的神日后是否还能送得出去，只得再度联名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军入川救火，在川北的大军阀邓锡侯甚至谦卑地亲自到天水面见胡宗南，协调出兵定川事宜。

    此时，在江西的中央红军未能顶住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北大局也较两年前平稳许多，蒋介石纵观全局，决定让第1师入川，守住川北的门户广元、昭化，防止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同时调动大军尾追中央红军，企图将整个红军分头剿灭。

    二

    1934年12月中，第1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由碧口出发向阳平关推进。在第1师独立第2营攻取阳平关之后，丁德隆率领独立旅三个团外加第1旅第1团和西北补充旅第1团共五个团回师广元、昭化布防。丁德隆将独立旅的张灵甫第1团与刘超寰的第3团布署在广元城内担任核心城防部队。独立旅第2团驻昭化，第1旅第1团驻三磊坝，补充旅第1团驻羊谟坝，第2旅第6团驻阳平关，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整体防线。

    就在丁德隆在广元地区积极布防之际，他的老同学徐向前也没闲着，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正挥师北上，准备与丁德隆过招，发动广昭战役。

    红四方面军经过清江渡整军，士气与技战术进一步提升，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徐向前打仗是很能够知己知彼的，他仔细研究了丁德隆在整个广元的防线，准确地判断出它的最薄弱环节是在羊谟坝，因为驻守羊谟坝的是补充旅第1团，这个团是胡宗南在西北招募的新兵团，不像第1师其他部队那样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第1师中的弱旅，如果打断了丁德隆整个阵线中的这一软肋，就能迫近广元守军的侧翼，并乘虚侧击丁德隆部署在广元和昭化核心的精锐部队。由此可见，徐向前对胡宗南的第1师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对对手各个团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那么对此时已经担任第1师主力团长的张灵甫这个四期小老弟，或许也是略有耳闻了。

    决策一定，徐向前即在广元正面集中了十八个团作为攻击军，用其中一半共九个团的兵力进攻羊谟坝的补1团，以打开广元的大门。

    广昭战役一开始，红四方面军打得相当顺手。王宏坤率领34团与36团奇袭位于转斗铺的第1师第1游击支队潘名世部，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并击退了前来支援的第2游击支队。

    徐向前则亲率红9军与红30军的九个团突袭羊谟坝。虽然补1团是个新兵团，战斗力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补1团自然不可能以一团之力打退半个红四方面军的进攻，但是在团长罗克传率残部向广元撤退之前，这个垂死挣扎的新兵团着实将红军咬了一口。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激战中，红25师副师长潘幼卿阵亡，在徐向前身边督战的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被流弹击中牺牲，就倒在徐向前的身旁。与此同时，向昭化进攻的红31军两个团则没能攻破守军独立旅第2团的防线。

    第1师的战斗力出乎徐向前的意料，他花了三天整理部队并调整部署，构成对广元城郊乌龙堡的包围。红30军与红31军强渡嘉陵江，占领了广元城郊的飞机场。

    1月29日深夜，徐向前以红88师与红93师围攻乌龙堡守军第1师第1旅第1团与补1团残部，另以红10师的3个团向广元正面进攻，虽战况激烈但进展不大。独立旅的战斗详报声称，二十九日“东西剧战，彻夜不息，我五乌龙堡守军死力坚守，肉搏奋斗，阵地屡得屡失，进退往复数十次。”《第一师广元昭化战斗详报 1935年1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

    敌军凭借坚固工事据守，广元久攻不克，相持下去对红军明显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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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3

    在外围部队与红4方面军主力在城外激烈对决的时候，独立旅的真正精锐，张灵甫的第1团则与旅部在广元城内严阵以待。广元城垣坚固，张灵甫在战前又在城内加筑了层层堡垒，他颇为自信地估计，红军在外围激战已经一周，即使能够冲破外围的重重防守攻到广元城下，也根本无力突破他第1团的坚固阵地，因此他有恃无恐，指挥若定。这次还真让他估计对了，红军在与外围的独立旅三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激战多日之后，战事已呈胶着状态，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疲惫的红军最终没能如愿攻下广元城，不得已而撤退。

    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广、昭两城的守敌相当顽固，粮食、弹药充足，有恃无恐，我军硬攻难克……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末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啃不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

    独立旅的战后检讨则对红四方面军表示轻视：“匪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其攻击动作多在夜间，被攻击时全用红灯，以密集部队利用隐蔽及交通便利之处向我攻击。夺其山头若不得逞，即行溃退……匪来时沉著应战，匪必自溃退也。”同1

    打胜仗的原因很多，有时候单凭胜仗并不足以判断出指战员的优劣，失利后的应变方式，也是评价指战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徐向前在自述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时写道:“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重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

    广昭之战使徐向前清楚地认识到，第1师在装备、素质、地形与态势上均占据了优势，红军向甘肃进军的战略规划暂时还不现实，他迅速转移目标，不再提起进攻天水。徐向前的决定为接踵而来的西渡嘉陵江以及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创造了客观条件。

    对蒋介石和胡宗南而言，广元之战不止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让川中各路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军阀们切身体会了中央军的威力，加速了四川内附南京的速度。

    不过，国民党军当局对自己破坏红四方面军北进战略企图的成果看来是茫然无知的，蒋介石与胡宗南看到的战果，只是独立旅守住了广元，并且损耗了不少红军而已。独立旅的战果统计也是错误百出，理论上应该最了解战况的第1师参谋长于达，五十多年后在台湾受访时居然还坚信独立旅在广元战役中击毙了蔡申熙，而实际指挥作战的旅长丁德隆则认为他击毙了陈昌浩与“董麻花”两名红军“师长”。蔡申熙是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兼红25军军长，早在1932年10月9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河口镇作战中阵亡，与广元战役相差足有三年。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而非师长，并且根本没有阵亡，董麻花则无其人。当红四方面军遭到损失而撤退时，独立旅误判红四方面军将要再攻广元，所以严加戒备，而一旁被打怕了的川军也无意乘胜追击。国民党军对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状况一头雾水，只要红军退入根据地，就无从取得确实的相关情报。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军这种对共方情报既聋又瞎的状况在各个战场上屡见不鲜，成了最终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广元之战后，红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徐向前著手在岷江流域成立川西北根据地，准备将根据地设在松潘、茂县和理番今理县一带原本由四川军阀邓锡侯盘据的地方，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完成历史性的会师。

    蒋介石察觉到两股红军即将汇合的趋势，命令第1师全军入川追击。1935年3月3日，蒋介石让胡宗南以西北追剿纵队名义统一指挥第1师、第49师、第60师、补充第2旅与独立第32旅，尾追红军的踪迹，向松潘高原进发。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红军已经被压迫到川西北的蛮荒高原，他判断西渡嘉陵江的红军不会再尝试从广元进入陕南，决定让胡宗南布置一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松潘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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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4

    虽然蒋介石另调了两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使得胡宗南的总兵力高达廿四个团，但是胡宗南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指挥机构，松潘高原作战使得胡宗南原形毕露，他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师长，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则力不能逮，他十五年之后的彻底失败，在松潘之战中已可见端倪。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但是，与胡宗南已有交手经验的张国焘却主张回避胡宗南的主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红军在懋功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战机贻误，致使胡宗南的重兵控制了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已难以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 。

    读过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壮举印象深刻。而对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前后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的境遇，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对此时封锁松潘高原企图守株待兔的胡宗南大军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

    为了追剿红军，张灵甫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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