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释放了。由于张灵甫后来的确受到蒋介石的宠爱，这些说法似乎有后事得以佐证，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这时的张灵甫资历尚浅，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还排不上号，他真正出道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还是在八年抗战的岁月。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攘外安内正忙得焦头烂额，还因为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灭陕北的红军，而被张杨扣留逼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工夫亲自为一个小团长特别费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评判上固然可以给他加一点负分，却并无依据。至于说胡宗南、王耀武等黄埔学长联名担保说情，则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杀人偿命总是国法，即使张灵甫属自首有从宽情节，凭什么从宽到只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呢？当事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按照常理，作为情杀案的凶手，服刑不满一年就获特赦关照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从刘光宇讲述的情节去推敲内情，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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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杀妻疑云7

    三

    张灵甫出狱之后，在老家呆了没几天又回到了西安，为了表示从新开始新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名与字对换了一下，从此他就名叫张灵甫，字钟麟。

    来到西安，他开始落实两件事：一是复职，二是娶妻。

    西安是他的老家，同学朋友众多，其中黄埔同学也不少，找个军职对他来说不算太难。当时杨虎城部的警备第3旅旅长王竣是张灵甫在黄埔军校的三期学长，他竭力游说张灵甫投到杨虎城的麾下，许诺说可以保他做副旅长。张灵甫黄埔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的部队任职，而且是号称“天下第一师”的胡宗南的正宗嫡系，要他放下身段到地方杂牌军里混差事，他才不愿意，再说这时西安事变刚刚尘埃落定，在张灵甫这个对蒋介石忠诚

    不二的黄埔生眼里，杨虎城根本就是大逆不道的叛将，岂有卖身投靠之理。虽然张灵甫不领情，王竣却对他依然有笼络之意，在张灵甫再婚之际，王竣还亲自送来了二百大洋作为贺礼，但是张灵甫对王竣邀请入伙的好意却坚辞不受。

    张灵甫这一次的再婚妻子，是出生西安名门的高艳玉。高家在西安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据说祖上曾经是前清的状元，官拜翰林，高家大院是当时西安北院门最好最阔气的院楼，院子里还有自家的戏台子。张灵甫在西安没有置过自己的房产，婚后就迁居高家。这桩婚事的介绍人，正是张灵甫以前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韩兆鄂。

    说到这件婚事，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插曲。

    在韩兆鄂往高家替张灵甫做媒的时候，高家还同时收到另一名候选女婿的求婚。巧的是，这一位也是一个陕西人，也在中央军嫡系部队任职上校团长，还也是黄埔四期毕业，这个人居然就是张灵甫的同学加朋友胡琏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曾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8军军长，第十二兵团副司令。1949年去台湾后，担任过金门防卫军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及“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听起来这两个候选女婿条件不相上下，高母比一比媒人送来的相亲照片，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当场就替女儿拍了板，她相中了照片上西装革履英俊倜傥的张灵甫，把其貌不扬的胡琏淘汰出局。这件相亲撞车的事大约纯属巧合，倒是没听说张胡两人存下什么芥蒂，而且之后同乡同学的交情还不浅。

    婚姻大事是解决了，张灵甫的军职还是悬而未决。第1军第1师于1936年秋扩编为第1军。是他的老巢，一开始他仍有意回到老部队去，于是给胡宗南写信打探口气。不知是胡宗南还在对他所惹的麻烦耿耿于怀，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张灵甫的信如石沉大海。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胡宗南居然不念旧情没有反应，这点出乎张灵甫的意料，他是个个性极强恃才傲物的人，纵使有求于人，要他低三下四去贴别人的冷脸，还是不屑于委屈自己的。张灵甫与胡宗南的上下级关系就此划下了句号，他与胡宗南也从此有了隔阂。其实，他倒是应该感谢胡宗南没有热烈欢迎他回第1军去的，否则的话，八年抗战他大半时间只好跟着胡宗南军事集团蹲在大西北看后院，而没有机会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与日寇正面厮杀为国立功，更没有机会伴随着他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步一步成长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铁军，那他的军旅生涯中最风光的部分，就会黯然失色。

    1937年的春天，张灵甫的军事生涯出现了转机。

    新婚伊始，张灵甫住在岳家气派的豪门大院里，本应与名门闺秀的妻子快乐地共享两人世界，但是这个新郎却心不在焉。家庭从来不是张灵甫心目中的重点，自从投笔从戎以来，他几乎常年以部队为家，家庭在他心中的位置远不及枪林弹雨的战场。本来他一手如意一手算盘，结婚娶妻，然后重返第1军，再去打出一番事业来东山再起，现在计划只实现了一半，太太是有了，第1军看来竟是回不去，杨虎城的警备旅又根本不予考虑，那他还能往哪儿去呢？张灵甫也有虎落平阳的时候，他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第八节杀妻疑云8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张灵甫想起在汉中的一个人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张灵甫以前驻防的汉中一带，营盘还在，部队换了，这支部队的带兵官是张灵甫的老熟人。事也凑巧，这时从汉中刚好传来一个好消息：汉中的部队扩编了，正在招兵买马。张灵甫怦然心动。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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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张灵甫与王耀武1

    在张灵甫结束牢狱之灾前后的这段日子里，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又发展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1936年12月12日，在张灵甫的老家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敦促其剿共的蒋介石及随同他一起到西安的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爆发。

    其实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面对日本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侵略蚕食活动，国民政府一直步步退让，以期日本能够好自为知，并希望博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处境的同情和支持，出手制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肆无忌惮的暴露，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也令蒋介石和政府大员们感到其统治地位已危如累卵。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何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的许多要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被逼到几乎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国府方面开始着手与进行秘密接触，双方的代表邓文仪和潘汉年已经在莫斯科初步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行性。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依然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始终是心腹大患。因此，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围剿红军，如果能够先将之剿灭，达到“安内”的目的，则一劳永逸，退一步也可以借军事压力在谈判桌上换取更多的筹码。西安事变则在此关键时刻，催化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最终促成了国共双方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虽以和平解决告一段落，其间的过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事件爆发之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欲进攻西安，以武力解决事端，但遭到了以宋美龄为代表一派的反对，后者竭力主张和平谈判，不以军事压迫张扬而陷蒋于不测，及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但在此之前，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曾经调遣军队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的部队已经出发行动。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驻扎在陕西的生力军，在其新任师长的率领下，受命出子午谷直逼汉中“勤王”，因中途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该师随即在汉中驻防。这个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的名字，叫王耀武。

    王耀武早年也是第1师出身，有人说张灵甫认识王耀武，就是因为两人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张灵甫当连长的时候，王耀武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又一说是王耀武任第5团中校团附的时候，张灵甫在他手下当营长。这两种说法事出有因，但都不甚准确。

    张灵甫与王耀武的确在第1师的同一个旅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伐结束之后的整军缩编时期。张灵甫从第21师调到第1师第2旅的时候，他在第6团担任第9连连长，王耀武则在同一个旅担任第5团第3营营长，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团，不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在台湾官方编撰的张灵甫传略中，张灵甫后来也没有在王耀武的第5团担任营长的记录。不过张连长与隔壁团的王营长因互仰大名而结识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他们同在一个旅的时间也就几个月，两人此时建立深交的机会应该不多。1929年蒋桂之战后，张灵甫在独12旅成立时就被调往该旅任职，待该旅1930年11月调归第1师建制师时，王耀武已经离开了第1师另有高就了。

    不管怎么说，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前缘，好歹也算是故交。这个时候张灵甫想起王耀武驻扎汉中，他的第51师又恰好在扩编招人，既然胡宗南不出声，他张灵甫也不能就在家傻等着在第1军这一棵树上吊死，他干脆修书一封，请王耀武拉兄弟一把。据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在张灵甫后半生的军旅生涯中，王耀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灵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飞黄腾达，就是自加入王耀武的麾下而始，而他藉以起家的第74军，更是王耀武的心血结晶。当然，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步步高升，主要还是凭借他自己打仗肯动脑子肯用命而不断积累的战功，而王耀武这位伯乐对他的赏识和提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王耀武是对张灵甫有知遇之恩的长官，他是张灵甫军事传奇的推手。在叙述张灵甫的后续发展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王耀武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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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张灵甫与王耀武2

    1904年，山东省泰安县夏张乡山王庄的农民王进增添了个儿子，取名王耀武，字佐民，在家排行第二。王进增的家产只有四亩山田，却要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很不幸，王进增在王耀武幼年时即去世，全家靠王母一人支撑。与张灵甫相比，王耀武幼年时代的家境要穷得多了，但是王母仍然设法让孩子上私塾读书认字。

    一个只有私塾学历的农村少年，在出路上没什么选择余地，除了当农民，不外乎找机会外出打工。1921年春，王耀武经亲戚介绍到天津北饼干公司当一名学徒，两年后他调往上海的分公司做店员。店员工作整天对顾客赔笑点头哈腰，天长日久，王耀武觉得既没前途又无趣，不过这也养成了他颇具亲和力的圆滑性格。王耀武那时也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明白自己想要有一番作为，在学业上必须有所提升，所以他白天看店，晚上上夜校补习。后来黄埔军校招生，王耀武在亲戚和少东家的帮助下，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王耀武在军中的经历与张灵甫差不多，他毕业之后也下了部队从排长做起。北伐结束时，王耀武已经挂上了少校的军衔，在第1师任第2旅第5团第3营营长，不久之后升任第5团中校团附。

    1930年，王耀武在刘峙的推荐下调离第1师，升任独立第14旅第1团团长，这是一支在南昌新组建的部队。

    王耀武在团长阶段打出了名气，1932年在与红军作战的宜黄战役中，王耀武因死守有功，战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赏识，次年被调往江西抚州，升任原由保定编练处三个新兵团组建的补充第1旅旅长，该旅原临时归顾祝同指挥，王耀武因此得以与顾祝同建立了良好个人的关系。张灵甫后来在第74军的同事李天霞、邱维达和周志道，这时都已经在王耀武的补1旅任职，李天霞是第3团团长，邱维达是参谋主任，周志道是第2团团长。

    1934年秋冬，红军北上先遣队抵近浙赣交界地区，时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俞济时向南昌行营求救，要求派部队进剿，王耀武的补1旅遂派归俞济时指挥，参加了对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围剿，为重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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