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_分节阅读20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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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该团第1营营长郑浦生壮烈殉国,全团伤亡官兵一千七百余人。153旅旅长李天霞指挥306团守卫中华门以西城墙,由于左翼友军不支而退,306团虽勉力与爬入城墙的敌军激战,终因兵力单薄难以相持,李天霞和团长邱维达均负伤,营长万琼、胡豪牺牲,全团亦伤亡官兵一千三百余人。

    当日傍晚,正当各部还在奋战之中,突然传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撤退的消息。这位矢志坚守南京的唐将军,前几天为表示自己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决心,曾经亲自下令浦口方面的驻军有权击沉由下关驶向北岸的船只,此时此刻却率先坐船渡江逃难。在他的身后,是火光冲天的首都,是完全没有组织的总撤退,南京军民陷入空前的狂乱状态,抗战史上一幕最大的悲剧开始了。

    按照当日下午三时唐生智发布的《首都卫戍部队突围命令》,74军的突围地境应在铁心桥—谷里村—陆朗桥一线,可此时全城大乱,通往下关码头的道路上挤满了争相过江的军民,你推我挤,相互践踏,74军也无所谓突围地境可寻。王耀武笔下51师的撤退和他目击的沿路状况,是当时混乱场景的真实写照:

    “俞济时等参加开会的人到了长官部,唐生智将已印好的突围命令立即分发各军、师长,很快就散了会。这时天已黑,俞见情况紧急,立即派军部李参谋把命令送给我,并嘱我师立即设法过江,过江后到滁州车站附近集结。我即令第151旅到八卦洲附近绑扎木排过江,第153旅及师直属部队至下关设法渡江,过江后到滁州车站附近集结……我出了挹江门,走到下关江边,看到各码头上的人很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江里只有极少数的船只,无船的部队见船就抢,也有互相争船或木排而开枪的;有的利用一块门板或一根圆木而横渡长江的;有的看到过江无望而化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的。我无船过江,正着急时,遇到军部张副官,他急忙对我说:‘军长和冯圣法等都已过江了,军长见到战事失利,早派人在浦口预备好了一艘小火轮,这艘火轮每次可以装三百多人,叫我来接你和部队。’我即带着一部分人上船过江,同时立即加派师部副官主任赵汝汉带著一部分武装兵,协同军部张副官接运第74军的官兵。经一夜接运及自行设法过来的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至13日天亮,敌人的兵舰已在下关八卦洲的江面上横冲直闯,来往逡巡,并用炮向我利用船只、木排、门板、圆木等渡江的官兵射击。被敌炮火及敌舰撞翻淹死的很多。”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

    74军参加南京战役的部队原有一万七千人,撤到江北的残余部队,据俞济时的回忆,至12月13日拂晓,51师约有三千余人,58师约有四千余人,74军过江后在蚌埠设立了收容所,又陆续收容了约四千余人,但是仍有大批官兵在从中华门到江边的沿途失散,包括306团团长邱维达。俞济时和王耀武得知丢了邱团长,非常着急,派一艘小轮沿江喊话寻找,所幸在煤炭港巧遇腿部负伤的邱维达,即把他与随行副官卫士一同救起。

    第二节血溅南京6

    全军撤走时,51师的赛虹桥阵地还留下了一支殿后的小部队,302团第1营的剩余官兵,以生命在这场悲剧中演出了壮烈的最后一幕。12月13日,南京全城沦陷,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抵抗已经毫无希望,但是第1营在营长徐景明的领导下继续作孤军奋战,宁为玉碎,全营一直与敌拼杀,最后全体殉国。

    1946年春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从“御林军”第74军(当时尚未整编成师)军部驻地孝陵卫疾驰而出,穿过南京城区,在城西的赛虹桥边嘎然而止。前座的副官下车拉开后门,车里下来两名将军,均身着笔挺的黄绿色将军呢制服,领章上将星闪耀,气度不凡。其中一个高个子将军手执手杖,走路右腿微瘸,不用说,这位瘸腿将军,就是已经位居国民党陆军第74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的张灵甫,身边略矮的一位,是他以前的老同事周志道,此时已调任第100军(后整编为83师)副军长。面对秦淮逝水,远处青山依旧,张灵甫与周志道在桥边追忆前尘,缅怀为抗日而英勇捐躯的昔日袍泽,不胜唏嘘。

    不久,赛虹桥畔竖起了一座石碑,纪念碑是74军51师工兵营所建,碑上“五十一师殉国官兵纪念碑”的题字,是张灵甫特请他的老朋友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书题,以纪念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第51师官兵。

    第三节重返豫东1

    一

    南京一役,张灵甫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住在西安当时最著名的大同医院。来医院探视的亲朋好友和昔日同事同窗络绎不绝,大家少不了一通慰问和溢美之词,在张灵甫听来,心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个时候他早已经知道,11日那天他被军长俞济时逼着渡过长江前往野战医院就医,实属万幸,负伤使他躲过了一劫。合上眼睛,野战医院里侥幸逃离南京的伤员痛心的哭诉,依旧历历在目。就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12月12日,首都弃守,群龙无首的大撤退场面极度混乱,守军各部在南京的下关等处挤作一团,江边、江面的部队无遮无掩地裸露在日军炮舰和飞机的疯狂扫射轰炸之下,完全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继之而来的日军野蛮屠城,更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战局演变至今,实在是军人之耻,只有与敌再决生死,才有脸告慰家乡父老。大后方的西安很少闻到前方的战火硝烟,虽然老百姓从战时动员和日机轰炸中感受到大战的气息,对于前线的战事,还只是从报纸上读到一鳞半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张灵甫魂不守舍,他不愿意在医院再呆下去,臂伤还没有全愈,就赶着返回部队报到。

    王耀武正忙得抓差,张灵甫提前归队正中他的下怀。南京一仗下来,51师的四个团长,程智阵亡,张灵甫、纪鸿儒和邱维达全都重伤,离队休养。团级军官尚且伤亡如此,下级官兵的损失之大足见一斑。负伤的团长们陆续归来,王耀武论功行赏。张灵甫在上海、南京战役中的果敢表现,加深了王耀武对他的器重,1938年3月,张灵甫升任第153旅副旅长,并仍兼305团团长,他的顶头上司第153旅旅长,就是在孟良崮战役对他见死不救的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这是后话。邱维达则于五月归队,升任第151旅副旅长,成了周志道的副手。

    当时51师正在湖北荆门休整,除了将原留洛阳的一个补充团补入外,还从其他来源补充了不少新兵。抗战军兴之时,民众抗日御侮热情高涨,后方师管区的新兵团中,并非都是被强制征兵的壮丁,主动投军杀敌报国的热血青年也为数不少。笔者曾经访问过的原74军老人中,就有这个时候入伍的爱国学生,胡立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位16岁的湖南中学生与他的哥哥和同学们一道踊跃报名参军,被集中到江西的九江师管区集训,后来适逢74军整补,他被分配到51师。新鲜的血液输送到战后严重失血的一线部队,繁重的新兵训练工作就成了当务之急。

    张灵甫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兵。

    305团经过上海、南京两次恶战,老兵所剩无几,要在短时间内将补充的新兵训练成上场即能应付恶战的劲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最终成为国民党军中的王牌将领,张灵甫有一套他的带兵手段,他标榜“四耻四乐”为练兵标准,即:“作战怕死,军人之耻;学术落伍,军人之耻;逃病兵多,军人之耻;纪律废弛,军人之耻”;“救民水火,军人之乐;军誉日隆,军人之乐;精诚团结,军人之乐;歼敌致胜,军人之乐。”在胡宗南手下时,他就以练兵从严著称,在74军,305团的官兵又一次领教了他魔鬼式的严厉,试过偷懒懈怠的,尝过张灵甫的军棍后,都心有余悸,不敢再犯。张灵甫练兵不搞花架子,重点在单兵野战技术、小班战斗及小班防御的演练,各连队相互观摩考评,在频繁的模拟演练中,让新兵感受战场的逼真环境。

    对于张灵甫的从严治军,见过十分极端的两极评论。

    曾经在74军任职的周更声撰文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笔者注:应指张后来在第58师任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周更生《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第三节重返豫东2

    不过,同是张灵甫的部下,也有人称他平时温文尔雅,待官兵如子弟。

    作家吴强在小说《红日》里描写过这样一段情节:因崇拜师长而改名的营长张小甫从解放军的俘虏营归来,被暴怒的张灵甫打了一顿关起来,他的副官过后去看望张小甫,送去师长关照的饼干食品,安慰说:“他把部下的每个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你也是知道的。”小说的人物情节是虚构的,吴强倒是访问过整编第74师的俘虏,有没有一点生活的原型呢?我们来听一听亲身跟随过张灵甫的原74军老人的现身说法。

    胡立文老先生,一直居于大陆,现已八十多高龄,精神矍铄,思路清晰。1938年,他加入第51师,分配到153旅,张灵甫见他是学生出身,字也写得不错,就安排他在305团团部当文书。抗战期间,胡立文一直跟在张灵甫身边有四年之久,直到张灵甫在第58师师长任上保送他去读军需学校,他才离开74军,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整编第74师任军需官。在与他经历类似的人当中,命运之神似乎对胡立文特别偏爱,孟良崮战役时,他在后方临沂,74师覆没后,重建的74军在淮海战役再次覆灭,他又侥幸留在南京没有参加,并从此脱离了国民党军队,脱下军装当了老百姓,靠以前所学的专业知识生活。因此,解放以后他不像一些昔日同仁那样倒霉,他的历史问题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在专业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可谓桃李满天下,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还在50年代就当上了地方上的政协委员。当胡老先生对笔者谈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上司,心情颇为复杂:

    “他在打战、军训时,确是一位威严令官兵敬畏的将军。部队总是有纪律的,74军的军纪非常严格,抗战的时候,我们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说不拿一针一线也不算过分的,你做错事他用军纪处罚很正常。在平时,他对部下很礼遇,你问他对我这个小兵怎么样?我只能说……很好。我到他那里才十七岁,个子小小的,在他面前像个小孩子,可能我做事也还算伶俐,他很喜欢我,总对我和颜悦色的,从来没有训斥过我,有时候还摸摸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干,像是家里大人对自家孩子在说话,很和气的。”2004年8月笔者与胡立文先生的电话访谈及其书面回忆。

    张灵甫曾经自我总结教育士兵的经验说:“说法未必能使顽石点头,苦心不辞一滴杜鹃之血。”看来除了凶神恶煞般的严厉,他也还有对部下耳提面命的耐心。

    说白了,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凭着这一套恩威并施,加上以身作则,张灵甫在部下心目中确实树立起了相当高的个人威望,获得了官兵们的拥戴。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抗战的大局依然在不断恶化,平静的休整很快结束。1938年5月初,74军调入新组建的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序列,该兵团集中于河南东部地区,故又称豫东兵团。张灵甫随74军再上战场,出征豫东。

    二

    抗日战争打了大半年,中国军队以血肉长城苦苦抵挡,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自己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军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由于早期战略思想的错误,战术呆板,加之落后乏匮的装备难以与日军的强大武力匹敌,机械的国民党军在辽阔的战场上处处被动,攻无实力,守则不固,而日军在机动能力、兵力编排和战术指挥上皆优于国民党军,因而掌握战场主动,节节取胜。虽然日本刚在1938年1月11日的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军事上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诱使南京政府求和投降,可是在华军事行动的顺利,使得侵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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