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兵战术、步炮协同和后方勤务，授课的教官都是陆大扛鼎级的人物，有徐祖诒、何成璞、史久光、曾以鼎、林薰南、章培、徐培根、杭鸿志等战术专家。张灵甫与将官同学们在课堂上重温战术原则及图上作业，按照教官设置的想定战况，根据地图所示作计划、下命令，有时在沙盘战术作业基础上，再去野外上现地战术课。

    张灵甫在甲级将官班的学习情况，未见有具体记载，我们只能从与他同期学员的回忆中窥得一鳞半爪。据与他同班的董其武回忆，张灵甫在班上算不上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有时只在上午点个卯就不知去向，让他的参谋替他记笔记，自己则在郊外的别墅里养尊处优。有一个周末，张灵甫邀请同学去他的住处聚会，董其武也在应邀之列，看得出董其武对张灵甫在抗战中的经历并不了解，踏进张灵甫的住所，他感叹别墅的豪华，把主人当作是一直躲在大后方享受骄奢生活的分子，在中作了一番批判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董其武在1949年9月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军政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绥远整个党政军系统起义,起义后曾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1955年9月获得授衔解放军上将。。张灵甫居住豪华别墅可能不假，他对个人家居的确颇讲究品味，不过董其武称别墅是张灵甫花了七百万元买下的，似为误会。据笔者向张灵甫的家人了解，他在重庆只暂住半年多，并没有购置过任何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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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节中将班里的少将5

    除了这班新结识的同学外，张灵甫在重庆往来较多的还是他的陕西老乡。他的老朋友于右任当时就住在重庆，抗战期间，张灵甫在前线马不停蹄，虽然间或和于右任也有函电往来，但是两人几乎没有碰面的机会，这下能在重庆聚首，自然相见甚欢。张灵甫与一班在重庆的陕西籍将领，如候任陆军司令关麟征、后来就任新疆警备副司令的党必刚和陆大的教官庞齐等人一起，都成了于老先生家里的座上宾。酒足饭饱之后，几员武将放下枪杆拿起了笔杆，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写起字来。关麟征也曾师从于右任学字，他的于体草书有时草得连于右任也认不出，直笑他是在画符。张灵甫因为关麟征是学长，职务又比自己高，不敢造次孱越，反而恭敬地请关麟征给他题字，对关执学弟和下级之礼。一群陕将在于老先生的客厅里一边畅叙乡情，一边泼墨挥毫，直至尽兴而归。

    张灵甫边学习边在大后方享受这难得的轻松生活，而74军此时正在湘西进行冬训，准备接受美式装备的全面换装，换装工作刚开始不到一半，1945年4月，一场大规模战役在湘西雪峰山揭开战幕，冈村宁次为了摧毁湘西芷江的中国空军基地，集结了五个师团又五个旅团的兵力，向中方的指挥中心芷江发起进攻，这是日军投降前在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疯狂，因此也被称为抗日战争中日之间的“最后一战”。是役，王耀武指挥第4方面军为主力，第73军、74军、100军连同第18军、79军等精锐尽出，在中美空军的联合助阵下，共同击垮来犯的日军第20军，这是抗战史中少有的一场由中方占据陆空优势的作战，日军最后以伤亡两万余人的惨痛代价仓皇败退，冈村宁次组织的“芷江作战”彻底失败。这场会战的主角之一又是74军，张灵甫一手训练的58师作为主力师，在师长蔡仁杰的率领下，先是在武冈力拒强敌，继而乘胜追击，为痛歼宿敌第34师团建下赫赫功勋。战后，74军获得至高荣誉，共荣获飞虎旗三面，58师也名至实归，奉颁陆海空军武功状。一般关于雪峰山战役的资料，包括台湾出版的张灵甫传略，均称张灵甫也参加了这场中日“最后一战”，不过笔者对此存疑，陆军大学第二期甲级将官班的开课时间恰好在1945年的3月至6月之间，从时间上推断，张灵甫似无可能赶上该次战役。

    四

    陆大将官班的学业于1945年6月18日结束，张灵甫虽然入学前就被蒋介石钦点为青年军师长，他却没有去报到，而是直接回到了雪峰山战役后正在湘西休整的74军。张灵甫为什么不去青年军，原因不详，不过从他后来的履历中似也有迹可寻，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王耀武对74军未来的新军长已经有所考虑，甚至对张灵甫有所承诺了，而张灵甫本身对去青年军降级当师长可能也不甚热衷。

    可是蒋介石依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后来又亲自点将，差一点把张灵甫调去青年军第207师任师长，只是由于时任第5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背后拆台，才没有成行。事情的原委，还得从第207师的编成说起。前面说过，青年军各师的军官绝大部分是由编练部派来的经过轮训的干部担任，唯独第207师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师的兵源一大半来自陕西，起先这批征来的陕西学生新兵在西安集训，由于管理不善纪律松弛，时常有新兵在西安街头打架闹事，影响很坏，蒋介石电令杜聿明将这批新兵空运昆明，限期编成第207师。杜聿明不等编练部派来军官，趁近水楼台之便从自己的老5军先抽调军官，第207师自副师长始，团、营、连长大都是杜聿明安排的人，后来编练部派来的军官都不受重用，令编练部很是不满。第207师经过杜聿明的这番手脚，实际上被他改编成了第5军的一个支系，等到原第10军军长方先觉前来207师就任师长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不甚合作的杜聿明班底。方先觉也是蒋介石亲自点的将，他在衡阳力战四十七天最后率残部投降，蒋介石因援军解围不力，自觉愧对已经尽了全力的第10军将士，他对归来的方先觉没有苛责，仍给与重用。但是第207师的官兵却对方先觉不谅解，有人公然说，衡阳降将不配当他们的师长，闲言碎语最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1945年11月，蒋介石前往昆明视察，得知207师的官兵对师长方先觉相当抵触，杜聿明还说，方先觉对师里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实际上，方先觉是被架空了，作为师长还受到源出第5军下属的羞辱，他的这种尴尬处境，杜聿明在背后恐怕难脱干系。

    第十一节中将班里的少将6

    鉴于这样的局面，蒋介石同意换将，换谁好呢？考虑到该师陕西学生兵居多，他打算选一个陕西籍将领来当师长，于是征求同是陕将的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手下的第200师师长高吉人就是陕西人，可是他认为高吉人不适合带学生兵，这时蒋介石又惦记起张灵甫，他对杜聿明说，张灵甫就很合适。杜聿明好不容易有机会挤走方先觉，可不是为了蒋介石把张灵甫调来坐享其成的，他向蒋介石举荐自己的另一个亲信罗友伦，还对蒋吹风说，张灵甫能力似不及罗友伦。罗友伦是广东大埔人，毕业于黄埔七期、陆军大学第十五期，陆大毕业后一直在杜聿明的第5军历任军参谋处处长、代理参谋长和师长等职。杜聿明打自己的小算盘，在这件事上不说张灵甫好话不足为奇，不料蒋介石听了他捧罗贬张的言论很不以为然，连声说道：“张灵甫很好，张灵甫很好。”见委员长这样钟意张灵甫，杜聿明当下不好再说什么，他知道罗卓英也是广东大埔人，而且喜欢用同乡，就给罗友伦出主意，乘蒋介石还没有最后敲定，要他凭借同乡关系赶紧到罗卓英处积极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罗卓英见罗友伦不仅与他同乡，更是罗门同宗，私人关系一下就亲近了，于是罗卓英大力游说蒋介石换罗友伦当师长。既得青年军编练总监直接鼎力相荐，又有老上司杜聿明的关照，罗友伦最终如愿以偿，方先觉则转任第206师师长参见黄维《青年军的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十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这一段换师长的内情 ，如果不是杜聿明后来自己说出来，外人是不大可能知晓的，恐怕连张灵甫本人都蒙在鼓里。其实杜聿明也是多虑了，如果张灵甫真的想去青年军，当初就不至于从重庆直接回74军，而他此时已经统领“御林军”凯旋还都，主力王牌军长的宝座指日可待，他对青年军就更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杜聿明的小动作反倒歪打正着，无意中打消了蒋介石的念头，帮了张灵甫一个忙。

    以一斑窥全豹，这件小事也折射出一个事实，为了扩张各自小集团的势力和利益，即使中央军嫡系之间也是拉帮结伙彼此暗自角力，一旦打仗，相互之间的凝聚力难免七折八扣，更别提与杂牌军的关系了。后来内战中胜则争功、败不相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种种国民党军恶习一再上演，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五

    雪峰山战役后，张灵甫回到部队，与军长施中诚一起整顿战后的队伍，继续进行因战事而停顿的美械换装工作。这期间，74军有相当部分的军官，包括卢醒等高级军官，都被派往西南昆明等地的训练中心，接受美军顾问的换装培训，为拟议中的东南大反攻做训练准备。

    胜利却不期而至。1945年8月15日，第4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官如往常一样正在午餐，突然间，同驻芷江辰溪的美军东线指挥部顾问团驻地枪声大作，惊异之间，喜讯从天而降：美军顾问团官兵刚从美国广播中获悉日本投降，他们喜不自胜地对空鸣枪庆贺。

    两个小时后，王耀武也接到重庆的特急电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庆狂欢之中，而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受降。根据陆军总部划分的受降区域，王耀武第4方面军负责湖南长衡地区的日军受降工作，属下的74军奉命主持衡阳地区日军第68师团的受降。

    1945年8月29日，张灵甫与军长施中诚一起率军部和军直属部队从湖南洪江出发，途经洞口、邵阳，于9月8日到达衡阳，51师和58师则经龙岗、邵阳先后于9月6日、9日到达，并分别负责警备衡阳城郊和外围要点。武器装备的接收自9月15日开始，19、20两日解除第68师团的武装。与此同时，整个长衡地区的受降仪式也在1945年9月15日在长沙举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受降主官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与美军代表金武德少将和湖南的政界要人步入会场，日军代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乙级战犯、陆军中将）和他的参谋长伊知川庸治（陆军少将）立正脱帽，向王耀武将军行鞠躬礼，呈上日军表册，恭听王耀武宣读受降书，然后签字，授刀投降。

    第十一节中将班里的少将7

    第4方面军司令部进驻长沙后，司令部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属下的部队正在分散调往各地，不久，第4方面军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撤销，王耀武受蒋介石之召飞赴重庆候命。

    驻扎衡阳的74军也接受了新的任务，奉命移师南京，卫戍首都。按照蒋介石8月18日对何应钦发出的指示，74军的第57师原本应与新6军一起从芷江空运南京，负责第三战区上海、南京地区的接收工作，由于何应钦要求让74军参予衡阳地区的日军受降后再作调动，74军出发延期，没有赶上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受降典礼。1945年九十月间，74军的部队才由陆路和空运分批南下，张灵甫带领57师率先飞往南京。

    芷江机场，涂着青天白日标记的运输机在跑道上急速滑行，俄顷，飞机从地面腾空而起，昂然钻入云层，在蓝天上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呼啸着向南飞去。机舱内，是军容雄壮神采飞扬的第74军官兵。

    他们的部队，曾经代号“辉煌军”，八年抗战中，他们确实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部队卫国抗战的辉煌战史，活着的将士们，穿过枪林弹雨的战场，终于看到了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军人们对于荣誉卓著的老部队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我们是抗日铁军！”他们傲视群雄。

    如果，历史能够停留，在这里为他们画下句号，亦不失为一个完满的结局。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也不可能停止不前。

    抗战结束，不同政治营垒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何去何从，再次爆发了不可调和的剧烈的阶级矛盾，当双方对国家前途的不同抉择必须以内战的血腥来定夺，这无疑是民族的不幸，而作为旧政权基石的军队及其将领，不可避免地将与为推翻旧政权而奋斗的新兴阶级为敌，沦为旧政府试图扼杀一个新政权崛起的机器。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失败的政治，注定了为它而战的军人们悲剧的宿命。

    此时此刻，坐在机舱里的人们，从将军到士兵，没有人会意识到，当飞机离地的刹那，他们过去的光荣已经落下帷幕，昔日的辉煌，将一去不返。昂着的机身，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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