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瘆人。恰好下车后有两个人走在我后面。很好，我单纯地想，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最后车上下来的的人都已四下散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他们甚至问我要不要他们扶着我走，以免我被绊倒。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洞。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故事之八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弓虽女干。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肉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玻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看书。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弓虽女干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弓虽女干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12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弓虽女干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2_12046/29355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