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技六年（一0　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佑七年（一0　九二）六月，于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件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刽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佑六年（一0　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谨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佑六年，他在颖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觅、麦茨一齐煮粥吃。流匪蜂起，他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时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时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时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佑七年（一0　九二）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饼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挡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程度。远在元佑五年（一0九0）五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不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久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沓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　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　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佑六年（一0　九一）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佑七年（一0　九二）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潭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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