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地，美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人针对的国家了，从年头到年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来大概能够组成一条全年无休太阳不落的链条。终于，在最近的反北京奥运示威浪潮之中，我们总算也感到了身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滋味。

    所以，当大家不满西方的反华示威，愤恨于部分西方传媒的偏颇报道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羸弱小国；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是个令人畏惧的世界强国了。又由于中国跃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别人的疑惧就更是深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方能恰当转换，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处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体，从独立的网站到主流大报，虽然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与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数，但另类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出现了。例如英国《泰晤士报》着名的专栏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出，反北京奥运的浪潮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从关注西藏问题开始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简化的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国政府，后来则仇视一切在海外声援圣火传递的华人，以为他们全是受到洗脑的官方传声筒，最后更闹出了n主持人卡佛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问他的英国读者：假如有外国人跑来揍你一顿，说你们英国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会有什么感受？

    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慌。

    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国；还是一个陌生的、不一样的大国。

    面对这种情绪，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以为与其用强悍的防卫姿态去刺激出更大的反应，倒不如学学狮子的步伐，轻缓一点。不是说抗议不对，而是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别人冤枉你是暴徒，你会用暴力恐吓他的方法去叫他认错吗（例如某些网站上声称要痛打外国驻华记者的帖子）？

    北京奥运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

    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原题为“大国的温柔与世界的梦想”，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7日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16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是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是在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乃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它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前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中国该不该继续用龙来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成了近期的热门话题。事件的缘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自称受到委托，要研究设计的是“dragon”，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里恰巧是种穷凶极恶的怪兽，基督教传统更以它作为魔鬼的象征。所以，中国要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树起强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龙的传人”这个身份了，至少得把这条龙修改一下。

    消息传出之后，民间反应大极了。最可料见的，当然是种种民族主义的回响，大家纷纷痛骂这位吴教授数典忘祖，为了献媚洋人竟可牺牲民族尊严，置千年传统于不顾。另外还有人从学术角度入手，分析龙图腾的源流，指出此龙不同彼龙，咱中国龙不仅不恶，还吉祥得很。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来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还没弄明白吴友富研究的全盘真貌；也忘了问到底是谁授权他做这项研究，以及这个研究的结果又会如何应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没有时间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更根本的问题呢？那就是在讨论龙是否适合代表中国之前，我们要不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什么？产生这种形象代表的恰当程序又是如何？跳过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关于龙的种种说法都只不过是闲谈温谈罢了。

    自从商界开始关心品牌效应以来，企业的“身份标识”（ci）就越来越受重视了，大至企业的标志，小至一个信封，都成了商业设计师大展拳脚的地方。流风所及，连国家也变得可以当做一家企业来包装，大家希望为整个国家和它的不同政府部门设计出一套视觉语言，以准确传达它们的价值、文化和理念，以及它们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

    在这股新潮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丹麦的例子了。在二十多年前，丹麦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们讨厌政府的官僚作风，讨厌政府那种高高在上与民对立的作风。于是丹麦政府开始在原有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厉行改革，一方面想要加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在这场改革运动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形象再包装。所以丹麦政府找来了着名的设计师林内曼（bolneann），为政府和国家重新打造一个时髦而亲民的形象。他和伙伴们如今遍见于丹麦的大街小巷，从政府大楼顶上的纹章到路边邮筒都是改造的对象。

    在这项庞大的计划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麦那顶着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向是丹麦人最熟悉又最认同的象征，其地位与中国的龙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带有太强的皇权威势，而且过于古老土气，所以林内曼从皇冠下手，为它设计出几种徽调变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样的配搭，又尝试着上各种颜色，结果就是丹麦官方各部门的新标志了。

    林内曼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的线条充满简约的北欧风味，还给人时尚可亲的感觉。这次改造充分突显了丹麦想要强调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风，可以说是真正的形象工程，与中国某些地方争建堂皇大楼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从丹麦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身份标识”只是它的外观，想要创造崭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风。企业管理学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形象是它企业文化的面孔，这个道理放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根本文化的改变，一切外形的换装都只不过是皮相的伪装而已。

    其次，国家的形象设计首先针对的一定是内部的国民，只有国民支持和认同，一个形象标识才能彻底地体现出国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实上，近年丹麦旅游产业和国民外交种种宣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套原来针对国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国家的形象设计，不只是为了给外人好印象，更是为了要凝聚本国民心。

    至于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国民认同的形象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拥有众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寻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着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调查。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型于专家之手。

    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敢于突破陈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再回到中国龙的争论，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头来自何处？它有没有全新的施政风格去配合呢？这个形象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呢，还是纯粹指向外人？国民认同这个新形象吗？又有什么程序去保证这点？谁有资格去负责这项重要的计划呢？就是吴友富教授吗？

    原题为“不是龙的问题，而是形象的问题”，发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08日17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脸部挖了孔洞，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

    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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