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史前的人类就有了仪式性的埋葬活动。他们不只发明了葬礼，甚至还发明了死亡。万物皆有生灭，但并不是所有生命都“看得见”死亡；唯有人类（或者其它高等生命）为此震惊，困惑，然后他们把死亡从一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变成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并且思考其中的舍义。因此，人类才会很不自然地埋葬死者，并且创造了一连串的程序和礼仪。

    仿佛只有经过这些仪式，我们才能处理好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才能让死亡产生意义，不至于一片虚空。然后死者才算真真正正地死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息”。不得安息就是放不下，生者放不下伤痛，于是感到死者也会和自己一样放不下离开的失落。所以要安息的不41只是死者，还是生者和死者相互间的关系。

    一场大灾，不只带走了几万人，还同时创造了十几亿与此相关的生者。再简单点说吧，四川震灾，我们全都是心理上的灾民。所以就有了三天的全国哀悼，让往生者安息，让幸存的所有灾民得到处理情绪的机会，让往生者和在生者发生神奇的交会。更重要的是死者因而有了声音；透过这类仪式，所有人全神贯注于死难者身上，仿佛想听到些什么讯息。“发明死亡”就是这个意思，走了的人已经走了，但我们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主动为他们构想死亡的价值；掩埋火化了的躯体，却生出了物质以外的另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数十年来无数大劫中的死者，他们是否也透露过什幺信息？我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安息了吗？我把它忘在意识深处了。

    未经悼忘，没有仪式，这世上还有很多未死的死者。

    原题为“有哀悼，才有真正的死亡”，刊于《a730》2008年05月26日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多难如果真能兴邦，首要前提是在灾难中活下来。面对灾难，力求存活的种种措施与工夫，通常叫做“抗灾”。“抗灾”的“抗”的字隐含了人力可以对抗灾难的意思：可是我们都知道人力根本不足以阻止大地的撼动。就像许多汶川大地震亲历者所说的一样，“大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更现实的态度或许是学懂与灾难共存。不管是主流科学界公认的人力所致，还是部分异议学者所说的自然循环，全球正在暖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往大家关注的是怎样通过减排碳元素等各种手段去缓和暖化的趋势，现在有人则开始为即将出现的事实做准备了。例如一向饱经水患威胁的荷兰，他们的建筑师最近开始推广水上浮动房屋的概念了。又如孟加拉国低洼地带的农民，他们适应了一年猛过一年的大潮，在水风信子造成的浮筏上种植稻米。既然海洋水平面上升的倾向暂时无法逆转。何不干脆调整既有的概念，预备水上生活的日子呢？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都知道下一个巨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不愿放弃既有的成就和基业，于是就更要学会活在灾劫的阴影下了。例如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加州，连许多小孩都知道加州迟早有一天会彻底从大陆上断裂出去。成为一座巨岛。其中将要出现的震灾会大到什么地步。自是不言而喻。于是由日本、台湾地区一直到北美西岸，这些地方的官民无不把地震当作不可避免的事，然后设法在地震的预警、房屋的建设以及灾后逃生救难的规划上做足准备。

    日本的灾难意识不仅充分表现在其流行文化里（比方说拍了又拍的《日本沉没》电影系列），甚至连文具商也推出了求生套装，让人在倾倒的学校、家庭与办公楼里能多活两天。就像每座大楼必备的灭火器一样。

    回到中国，为什么我们平常不大容易感到这是一个多难的邦国呢？汶川震灾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地震预测的问题，就其之可测与否展示了反复的争辩。我更好奇当地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一个巨大的断层上呢？无论哪一方面的专家，大家都同意汶川一带本来就是一个有危险的地方；那么当地官民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呢？地震发生的准确时刻就算不能预知，房子的避震却是可以设想的。当大家都在追究“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不只是建筑质量达标与否的问题，还是灾难意识是否普及是否贯彻的问题；房屋要避震，是因为我们确知灾难之必。

    如果真有灾难意识，那么我们的小孩就应该像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加州的学生一样不只知道地震发生时要躲在那里，还要经历定期的演习。如果真有灾难意识，地方政府一定会有应急的定期对策，例如充足的对外通讯设施以及相应的物资储备。

    容易发生水灾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容易发生震灾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废墟里逃生。中国既然多难，就不该避讳灾难。不该在“抗灾”“救灾”的光荣里忘记与灾难共存的现实与谦卑。

    原题为“与灾难共存”，刊于《a730》2008年06月04日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处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同样的情况难道不也正发生在眼前的雪灾之中42吗？一提到捐助，大家马上想到的对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间善款和国家补助没有经过无良地方部门“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就算前线公务人员没有冷淡地对待人民的热情，这也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难道连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灾，也还要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的一切法门吗？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2月09日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或许，过了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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