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游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拜访佛寺，甚至参加佛像的开光大典，但却从未见过他们去教堂参观。其实佛教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气友好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护教者慧远就曾经和东晋的独裁者桓玄展开过一场着名的辩论。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侣乃彻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只不该和世俗的权威沾上边，甚至见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礼。他甚至认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们供养起来，因为比起他们带给俗世的好处，王者的区区供养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谓”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

    不过这段维持了数十年的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对向来尊重天子权威的中国人来讲，一批不守世俗礼法，不结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纳税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实在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你竟然还想见了皇帝不下拜，这岂不是目无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权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下去，实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汉传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实自从推广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开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经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权间潜在的紧张关系的调解办法了。例如武侠小说里头常见的”法王“，它指的绝非什么武功高强的番邦国师，而是以护教传法为己任的国王本人。原始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概念，它纯粹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适应政治现实才发展出来的说法。

    55直到今日中南半岛一带的南传佛教在政治上还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国和缅甸固然以佛教为国教，尤其前者更有备受礼遇尊贵非常的所谓”僧王“。可是就在这块佛教传统最稳固、政府对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却发展出了一种关怀弱势社群，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当权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dbuddhis“的汉译，”engadbuddhis“一般又被译作”人间佛教“，以强调佛教入世人间的性格。可是在中国佛学界里，”人间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虚大师开启，当今的星云法师所推动的那种佛教传统。这种”人间佛教“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所以复旦大学的刘宇光教授主张把南传佛教与欧美流行的那种”engadbuddhis“译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人间佛教“做个区别。

    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从对抗殖民政府开始，南传的”左翼佛教“就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着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禅师曾经领导过反战和平运动，泰国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过牢的反军政府运动领袖，印度的安培德卡尔则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旗手，这些着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条不与当权者轻易为善，反而站在受压迫者那一方的激进道路。就和我们最近看到的缅甸僧侣一样，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会政治运动不同，他们强调人心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一样重要，要改变社会的不公就不能忘记深藏在人类意识之中的偏见与执着。所以他们虽然也是一种反抗运动，但却是很有特色的反抗运动。

    根据刘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体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体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desion）已经制度化了，成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甚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这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真诚的佛教徒更不能轻忽它们对世间解脱的束缚。故此，好些致力于”左翼佛教“的学者如肯·琼斯（kennes）甚至提出了佛教的社会理论。

    缅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传佛教大师马哈希禅师的内观禅修。

    在中国佛教徒眼中，这是典型的小乘佛学；根据由来已久但却很粗糙的简化偏见，只有大乘佛教才会教人普度众生，小乘佛教求的则是个人的涅盘；为什么一群天天静坐寻求智慧的和尚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众生的名义走上街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解南传小乘开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一两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们可以例举一点来说明。

    所谓”内观“，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对现世涅盘的强调。修习内观，静坐冥想，为的不是”积累功德“，然后摆脱下一辈子的轮回苦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觉悟，并且是此世的觉悟，因此参与政治行动的僧侣都很关注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禅修不是脱离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内观的材料和对象。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介绍这些南传”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扬他们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广大多样，绝非一般媒体呈现出来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权和不和平，却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我们觉得缅甸僧侣的行径奇怪，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

    原题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吗“，刊于《a730》2007年10月24日反对吸烟的纳粹党看到如今声势浩大的禁烟热潮，看见政坛诸公为人民健康着想的慈眉善目，我实在不能不想到纳粹德国，也实在不能不想起希特勒。

    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最痛恨吸烟的政治领袖是希特勒。所以最急于推行反吸烟运动的也正是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政府先是禁止国民在公众场合与交通工具上吸烟（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算是很严苛的了），跟着则不许空军成员与孕妇抽烟。到了最后，他们不只征收惩罚性的烟税，还下令严禁柏林市民在户外抽烟。最后这个动作尤其大胆，因为它令人容易联想到1848年的往事，那时柏林曾经发生过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当朝政权，而革命的理由之一竟然是霸道的政府剥夺了市民公开抽烟的自由！

    可是希特勒魅力十足，又掌控了全国的传媒和通讯渠道，不单不怕烟民革命，更可以反过来大打禁烟宣传战。纳粹政权最擅长制作海报。其中一款把一根香烟画成食人怪，底下写一行字：”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另一款干脆让一只党军铁靴踏踤一个烟民的脑袋。

    为什么纳粹党这么反对抽烟呢？主要的原因是希特勒本人痛恨抽烟。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曾在维也纳学艺术，其时文艺圈一片烟雾缭绕，不管是颓废的维也纳画派还是崇尚简约理性的新派设计潮流。莫不人手一烟，可惜我们的阿道夫太过贫穷，抽不起烟。有一回，他好不容易弄到了烟，于是不理学校禁令在校内抽烟，结果给人捉个正着，受了处罚。自此之后，他就彻底弃绝香烟，而且反对人家抽烟。看来，这又是一个自尊心受创的悲惨少年故事。玩不起想要的潮流玩意，偶尔玩一回还要出事，于是因爱成恨，翻脸无情。

    不过这种故事当然不能拿出来作为公开禁烟的理由，所以纳粹党必须发动机器，叫智囊和学者研究一些堂皇的说法出来。l939年，弗朗兹·穆勒（franzuller）采用日益精致的流行病学首次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肺癌发生几率的增加与吸烟数量的成长有正面的相应联系。这个发现的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回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吸烟危害健康，更是希特勒要创造优秀雅利安人种的重要助力。现在，第三帝国的元首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臣民吸烟了，那就是为了整个民族更加完美。

    有一种古怪的历史解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局基本上是帮不健康的人打赢了一个很健康的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个人都抽烟；而希特勒不只不吸烟，甚至还吃素。可是如果你说丘吉尔不健康，他肯定不同意。在非洲战场上打赢了”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蒙哥马利元帅一向和丘吉尔不大对劲，有一次他对丘吉尔说：”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睡很多觉，所以我的身体百分百健康。“然后丘吉尔如此回答：”我抽很多烟，喝很多酒，但是睡得极少，所以我的身体百分之二百健康。“且不要理会这种烟民发明出来自慰的高层理论，下到战场，吸烟与否还倒真有影响。当时美军把香烟列为战时必需物品，一般盟军每周可以获取五到七包的香烟，美军拿到的要比这个标准更多。另一方面，德军每天就只能取得可怜兮兮的六根烟了。虽然他们获准每月可以自掏腰包额外购买五十支香烟，但必须同时付出比一般零售价高出90％的特别税。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战争末期物资缺乏，而是因为希特勒主张军人更不应该抽烟，万不得已，也是抽得愈少愈妙。

    这种香烟的配给状况对战事有影响吗？有的。想象一下在炮火连天的岁月，士兵们朝不保夕，今天活生生的弟兄们说不定明天就只剩下一堆尸首和兵牌了；这时候告诉他们小心肺癌爱惜健康，岂不是笑话？再说战场上子弹横飞，战壕里血迹与泥污混成一片，战火一起昼夜不分；对许多士兵来讲，唯一可以舒缓神经，让人暂时忘却现实惨况的，恐怕就是手上的一根烟了。此外还不能忽略这根烟是什么牌子的烟，比方说美军获取的就全是”好彩“、”骆驼“等常见的大厂名烟，这让他们在这非常状况底下依然保有与故乡和平岁月的最后联系，恍如家书，提醒他们战后回家的美好生活正在前方等待。

    俱往矣，坚决拒烟的希特勒最后死在自己的手枪之下。他一生中最后闻到大概就是枪管喷出的火药味了。至于那些策划反吸烟运动的大将们，也没一个好死。例如纳粹的健康部长，他在狱中自杀；党部书记弗里茨·索克则因为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于l946年被处死刑。

    刊于《快周刊》，2006年12月56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讲，美国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用来对照和界定我们自己的镜像与坐标。要不是以其仍未完全实现的理念遮蔽了它的阴暗面；就是无限放大它的这一面，然后把它的理想看作纯粹的谎言。于是批评美国就等于批评民主，毫无保留地称美它才算真正掖护普世价值，搞了半天，我们其实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事。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米雪·巴赫曼在10月17日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把奥巴马形容成”非美国人“。使得”非美“这个说法声名大噪的，当然是麦卡锡。五十年前他在美国国会设立”非美调查委员会“，以揭发共产党同路人为己任，不只无辜牵连了许多思想左倾同情基层的各方人物，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和”非美国“划上了等号。虽然麦卡锡版的白色恐怖业已破产，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美国人的头号大敌，可是那种社会主义绝非美国本性的印象却已深深种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了。因此，麦凯恩最近也才会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奥巴马称做”社会主义者“的办法。

    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美国选战中，共和党右派一直喜欢拿”真正美国人“的定义出来说事，将对手打成”非美国人“或”假美国人“，使选战的主题从实质的政策辩论变成一次扞卫美国甚至定义美国的抉择。早在上世纪60年代，里根就在加州州长选举的拉票活动中发表了着名的演说《抉择的时刻》，试图引导选民把注意力放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上，令他们相信对手其实是红色阴影的先头部队。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已是旧日的废墟。

    他们现在最怕的是恐怖主义。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前，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公开指控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有关。她说：”这个男人看待美国，不像你我看美国一样，我们的对手认为美国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击自己国家的恐怖分子厮混。“他们不只将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并且积极操作那种恐怖主义总和伊斯兰有关的偏见，利用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的经历，硬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成是个隐性的穆斯林。这是恐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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