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读过‘三国志’，都知道如果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道理一点也不错！所以我们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这道理也一点不错的！各位或许要问：抗日有无把握？那兄弟可以这样说：抗日只能问尽力与否，至于胜败利钝是不能逆料的。那末剿共又如何呢？兄弟的看法一如蒋委员，剿共要有最大决心！……”

    “最大决心”的第四次“围剿”在同月二十一日结束了。是役也，蒋介石动员了九十个师，七十万人，分兵三路向苏区进发。事前他决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杨永泰的保甲制度，连坐法，以及成立地方上地主的武装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等等，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用上了，外加一个“三光政策”。

    其实第四次围剿在一月间便已开始，兰路中央军向广昌挺进，把主力放在东路，西路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暴露在红军面前，在宜黄南部地区被消灭了，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的师长也遭活捉。十一师大部也被消灭。孙连仲、吴奇伟等部也遭打垮，最后又从东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在宜黄南部又被红军消灭了一个师，几个战斗之后红军救枪万余支，蒋介石怎么指挥也没有用，一再下令再进，前方只回他一个简短的电报：“无处可退，遑论进攻！”

    “我自己去！”蒋介石着急起来：“这一次非打胜仗不可，否则实在……”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前方已经宣告溃退。

    蒋介石闻讯儿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抓耳摸腮，绕室旁徨，哭叫道：“这回官长死亡之多，是自我带兵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我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他一拳打在沙发上：“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失败的惨痛！我还要继续剿匪！立刻发动……”

    “委员长！”德国顾问劝道：“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胜负乃兵家常事，损失几个师，没什么关系！好在我们兵源不缺，不象他们那样。这一次我们已经想到一个好主意。采用碉堡办法，步步为营，向前推进，保证这一次把他们消灭干净！”

    “好好好！”蒋介石这才面露喜色：“你们赶快进行，下一次的大进攻我希望在一两个月以内就开始！现在我同汪精卫先生在庐山有个会，休息休息，商量商量。华北问题也实在伤脑筋，看样子不想法停战，这事情实在麻烦。”

    “是啊！”德国顾问笑道：“刚才谁来告诉我们，说共产党发表一个什么‘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号召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进攻平津，反对你的政府和北方军人新的卖国！共产党这样叫下去，你的政府会受到影响的。”德国顾问轻轻地说，“因为我在你的队伍中，发现很多士兵流露着一种情绪……”

    “什么情绪？”

    “他们愿意打日本，不愿意打红军。”

    “那你给我多多留意，”蒋介石嘱咐道：“凡有这种官兵，我是不能容许的，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他钻进车子：“我先走了。”

    蒋介石恨死了共产党：“我同日本妥协，你偏号召抗日，结果你得到老百姓拥护，娘希匹我非把你消灭不可！我非同日本尽快签约不可！”

    蒋介石在二十六日到达庐山，汪精卫已在等着。一下轿，便急急忙忙说道：“冯玉祥的事情你知道么？”

    “他又怎么啦？”

    “他同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垣成立了抗日同耳军，要出发抗日哩！”

    “糟透了，糟透了！”蒋介石也顾不得湖光山色，一进办公室便要杨永泰给黄郛去电报：“告诉他！立刻进行同日本方面签订条约，不要让日本兵再打进来，让我专心对付共产党！”

    正是：满口“礼义廉耻”者，无耻之尤难细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塘沽签协定 民众奔走相告   张口挥义旗 男儿慷慨捐躯

    那边厢黄郛在何应钦“顾问”之下，奉令迅速在塘沽同日方签订协定。那当儿平津已告危急，日寇旦夕可下，提出的协定内容，简直令“隐身仙人”都无法签字。捧着那纸协定便去找何应钦道：“厉害哪！日本人实在厉害！”

    “你们已经签字了？”广何应钦满不在乎道：“日本人不厉害，谁厉害？”

    “那你先过过目吧。”黄郛把协定内容递给他。

    “说些什么？”

    “如果根据他们所拟定的，”黄郛不安地说道：“那中国丢掉领土有四省之多，并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本兵可以自由出入地区，损失之大，是近百年来一切失败条约所比不上的……”

    “是么？”何应钦这才戴上眼镜，摊开文件念道：“一、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由延庆至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及卢台一线之西南地区；

    二、日军得随时使用飞机或其他工具，察看前条之实施情形；中国方面对此应予以种种便利；

    三、日本军队查实中国军队已退入该线之后，允许不再进攻中国军队，并允撤退至长城。”

    “怎么样？”黄郛以为何应钦一定会大骂日方欺人太甚的，不料何应钦淡淡一笑：“没什么嘛！好好，为了慎重，我打个电报到庐山问问。如果认为太辣了一点，再请你多费点精神，同他们商量商量不迟。”

    但黄郛并没有“多费精神”，他只是在“塘沽协定”上签了个字，蒋介石完全同意对手的草稿。

    全中国在剧烈地震动着，有识之士奔走相告，涕泪交流。中共方面立即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这个协定：“红军曾提出三个条件，与一切军队停战抗日，但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一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寇帝国主义新的投降与出卖，强迫东北抗日的士兵后撤，解除东北义勇军武装，压迫全中国民众一切反日反帝的运动，组织新的力量向苏区进攻，增派大批飞机，来轰炸苏区内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却无耻地造谣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红军障碍抗日战争，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

    对于中共的宣言，蒋介石只是冷笑笑，但对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他感到有对红军似的，有立即“围剿”的必要了：抗日同盟军己经对日宣战，并且旗开得胜。

    原来冯玉祥在国民政府自洛阳迁回南京途中，痛感他的契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决不追随回宁。他从开封开车东行，到达徐州之后，便到泰山小住去了。

    泰山为冯玉祥所喜爱，他自己写道，“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一个电报说：国际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象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命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屋都拆去，由此可见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徨，周就找轿夫先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间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惶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

    结果，不愿接见调查团的冯玉祥，却为轿夫头抱不平起来，他把这两个老头子保释，同时那根手杖在两天之后也在山顶干牛粪堆里找了出来。这件事情，使冯玉祥印象甚深，对中国“弱”到这个地步更感痛心。

    使他痛心的事情当然还不少，就在他小住泰山的时候，山东省忽然闹起乱子来。一个姓刘的张宗昌旧部不愿归山东主席韩复榘指挥，买通了蒋介石的人员，说是愿归蒋直接指挥。这下子正中蒋意，还告诉他可以就地取饷，于是刘、韩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死伤惨重，地方全都糜烂了，冯玉祥越看越气，一扭头直奔察哈尔。

    但冯玉祥因为一九三二年间主张抗日不容于蒋退隐泰山，二十年后使中国的名胜又多了一个史迹：冯玉祥遗体骨灰已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安葬在泰山西山麓。此时此地，冯玉祥安息在他生前所热爱的祖国土地上，九泉有知，也当含笑了。

    却说当时冯玉祥到达察哈尔以后的形势是：从东三省出发的日本兵攻向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剧战，遭遇到张自忠、赵登禹抗日部队猛烈的打击；另一支日本兵直下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带了几十辆卡车的金银财宝和烟土，没命地往北平逃跑；此外还有一支日本兵侧击察哈尔的东部，愿意抗战的刘汝明、冯治安等部队蒋介石不准补充，不抗战的军队日退百里，也无人查问过失。当时日本人便骂南京军队道：“你们的腿跑得这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法子报告，希望你们跑得慢一些。”日寇如何轻视蒋介石的军队，不问可知了。

    但蒋介石却在那时光签订了“塘沽协定”，全国人心愤激，舆论哗然。冯玉祥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住在察哈尔的时候，各地民众代表、军队代表纷纷去找他，希望他出面领导抗战。冯玉祥估计一下，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可以打几仗了，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无法举起抗日旗帜，正在张罗时蒋介石派人前往察哈尔，希望冯玉祥到南京开会，冯玉祥坚决拒绝，决心抗战。

    二十几万爱国的士兵为了粮饷无着，竟然举不起抗日大旗，这种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在那时候，朱子桥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门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听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万事齐备，只差东风，便派杨慕时送去十万现洋，言明是专作抗日之用。同时冯的老部下吉鸿昌也赶到了察哈尔，一见面便跪在地上大哭，表示此行找到老上司不为别的，只求抗战，以死报效国家，他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冯玉祥一把把他拉起，擦擦眼泪道：“没有说的，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我现在把二十多万人先编制一半，现在先训练几天再说。”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接着收复康保、保昌，最后打多伦费了很大的力，冲锋时伤亡达二千人，团长四名重伤，结果把日寇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这一仗震动了全世界，中国同胞欢呼鼓舞，可把庐山上的蒋介石、汪精卫气惨了。先是蒋、汪联名电冯玉祥责其“妨碍中央统一政令”，继而蒋介石在牯岭发表谈话：“多伦并无日本人，哪里有战事？这是共产党包围了冯玉祥在造谣。”汪精卫、何应钦在南京、北平分别发表谈话，说察哈尔的共产党又闹出事来，打算破坏签订不久的塘沽协定。

    终于，蓝衣社奉命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中共党员吉鸿昌，吉受伤未死。蒋介石又疏通天津法租界当局在租界上把吉抓去，立即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执行枪决，一个抗战的热血男儿，就这样牺牲了。而蒋、汪两人一口咬定多伦无日兵，把冯玉祥气得没法。于是便把千余名伤兵从多伦运回来之后，由张家口坐火车直送北平协和医院，另外还有一批伤兵转送天津找医院，这一来事实俱在，蒋、汪哑口无言，但来一个不合作，不准任何地方官吏对这批伤兵有任何帮助。

    报纸上刊载着伤兵的照片，记录着伤兵的谈话，同时也报道了那些可敬的民族英雄在付出了生命之后、在付出了鲜血、失去了四肢之后却无人理睬，于是各地民众尤其是当地居民便自动起来帮忙，抗日的情绪非常热烈。

    那正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避暑。庐山很风凉，蒋介石也是冷冷的，他绝未为山下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却在进行着相反的事。海会寺前正在大兴土木，他准备设立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传授“剿共”办法。

    蒋介石虽然高高地在山上避暑，他的蓝衣社倒使他一点也不甘寂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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