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都极为感佩。代表团的全体人员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每到深夜,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几次提出要他休息,但周恩来总是说:我向毛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写完,我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怎么休息?他向大家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深情地对工作人员们说:我们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相比之下,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算得了什么?这种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使在场的很多工作人员激动得热祖盈眶。
一次,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群众集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讲。他十分感慨地说: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来,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引用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名言,慷慨激昂地说:对于反动派,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敬爱的周恩来三十年前说的这些话,刻划了他一生的为人。他一生就是这祥对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
斗争越是激烈复杂,周恩来越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写字台和两张沙发搞子,就是书橱了那里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着作。周恩来不管工作怎样忙,经常在深夜或凌晨临睡前,结合斗争实际学习一些有关的篇章。
周恩来的办公室就在会客室的对面,绿色的窗帘,一张长沙发放在墙边。当年,他使用过的写字台、转椅,桌子上放着的笔砚、铜墨盒、《新华日报》、分省地图和中共代表团的信笺和原来的一样。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延安展开了整风运动,周恩来立即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来,他把毛主席的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带到重庆,又带来南京。现在,这本周恩来亲笔签了名的革命文献亦陈放在写字台上。门后,是一个装满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着作,以及鲁迅全集的玻璃书橱。墙上,挂着一帧周恩来在写字台聚精会神地工作的照片。
周恩来的卧室与办公室相连,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张单人棕棚床、一个五斗橱和一个衣架,床上的薄棉被是代表团一九四六年所发。
周恩来在南京斗争时,经常在临睡前叮嘱身边的同志”如果毛主席有重要指示下达,你们一定要马上叫醒我,千万不要误了时间。“在他卧室的一个木衣架上,挂着一顶褪了色的太阳帽,这顶帽子不仅是周恩来生活简朴的历史见证,而且饱含着他和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一九四五年八月,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临行时,他发现毛主席没戴帽子,就把这顶太阳帽亲手给毛主席戴上。谈判结束,毛主席飞返延安,又把这帽子亲手送回周恩来,如今又在梅园出现。通过这些小用物,人们似乎明白了一些大道理。
正是: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总理在工作,人民不分离。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两代血仇 廖仲恺佳婿殉难 两种爱国 陈布雷闺女救亡
话说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获悉蒋介石、宋美龄答应出席台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当即妥为准备,不在话下。蒋介石夫妇也于十月二十三日专机前往,官邸突趋清静,陈布雷心头也觉得轻松一些。不料张治中忘记蒋介石要外出两三天,为北平军调处结束后美方几个问题特来请示,上门不见土地爷,也就到陈布雷办公室小坐。两人平时并无利害冲突,对大局(协商)看法类似,却又开口不得,因此颇有知己之感。当下张治中硬把陈布雷拉到玄武湖畔喝茶去了,说:”你难得休息半天,何必还忙着?老头子去了台北,难道你还要守住个侍卫长俞济时吗?“陈布雷苦笑不已。车过梅园,两人免不了对国共分裂唏嘘一阵,话题马上转到周恩来的为人,张道:”那真是个各方钦佩的人物,我差点害了他一条命。“陈布雷知道周恩来曾遭毛人凤手下暗杀未果,”误中副车“,但经过不详,请张再讲。
面对湖光山色,张治中叹道:”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为顾大局,没提这件事,为老头子留点面子,一提,又是本党先烈廖仲恺家里的事。“原来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一九○四年在香港出生,曾和弟弟廖承志一起在日本读书,后来到欧洲留学,于一九三○年回国,与李少石结婚。李是广东番禺人,比廖梦醒小一岁。柳亚子曾在诗中所写的”他是美少年“就是他。李在广州读书时,已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奉命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廖梦醒也同往。李少石有赠内诗:”布裳夜缀怜卿苦,粗粝常甘谅我贫“,就是写在这个时候的情景。一九三三年春天,李少石被国民党拘捕入狱,廖梦醒告诉母亲。何香凝正在病中,立即请柳亚子帮忙营救,柳亚子便认廖梦醒为义女。经国民党四元老群策群力,李少石才得以不死。但被关在南京及苏州反省院五年之久,抗日战争后,才恢复自由。起初一家住在上海,淞沪弃守,先后往香港工作。四年以后他们夫妇二人去了重庆。那时李少石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秘书,也是《新华日报》的编辑。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份晚,柳亚子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作客,谈到六点半左右,柳亚子告辞。周恩来要出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欢送毛泽东主席回延安的道别酒会,叫李少石乘他的车子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宅,李在返回途中,汽车行驶到红岩嘴附近时,车后突然响起了一枪,子弹击中李少石的肺部。司机立即送他入市立医院抢救,一面请人通知周恩来。周闻讯马上赶去,到了病房,一步抢上去握住李少石的手,焦急地问他怎样了。李睁大眼睛喘气,已不能回答。周恩来悲痛地说:
”少石同志,你是代替我遭遇了这场不幸!你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二十一年前你岳父遭到暗害,我也是在这祥的时际赶到的,没想到二十一年后你也遭到同样的毒手……“在场的人无不悲愤交加,热泪满襟。到七点多钟,李少石终因伤重不治。遗下一个女儿名李湄,才十四岁。两代血仇竟集于一门!何香凝那时已经六十七岁,丈夫、女婿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儿子又遭反动派毒手两次投狱,当然只能增加她对反动派的仇恨!廖承志在革命大道上于是更加一往无前。
”所以我开酒会差点害了周公一命。“张治中叹道:”但我还是害了本党先烈的后人。好在何香凝身体还可以。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得她在香港还致函孙夫人呼吁和平。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姐姐廖梦醒都擅长画事。过去母子俩时常合作,画了不少国画。他还画水彩画,作版画,也画漫画。在延安时期,还时常表演话剧和歌唱,也编剧本;中文速记比谁都快,能干得很,而绘画是他最喜欢的业余爱好,只要有空闲,他都会拿起笔来随意涂写。他离开南京不久……“
”现在怎样呢?“陈布雷着急道:”又打了!“
”要弄清责任问题,“张治中喝了口茶道:”记得周恩来临走之前,我得到老头子同意,看过他两次。就在梅园小客厅,他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谈当前局势,说这次是国共第三次内战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是国共统一战线的首次具体实践。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就蓄意破坏国共统一战线,一九二六年制造了一个中山舰事件,紧接着搞了一个所谓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领导机关。由于中共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实现了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在北伐中途,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破坏了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历史的真实。“
”到了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侵略,国民党政府搞不抵抗主义,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反共内战,中共被迫进行长征。一九年,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着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政府继续走拒不抗日和反共内战的道路,因而激出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杀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烧起了全国抗战的烽火,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伟大胜利,也是国共合作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全国人民久苦战乱,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满心想过和平建设的幸福日子,却事与愿违。“
”再到了去年,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是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去的。经过舌敝唇焦的谈判,谈成一个《双十协定》,从而召开了政协,达成了五项的协议。这都是国民党签过字、点过头的。“张治中道:”今年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军占领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之一的张家口,我政府竟于当天下午公然撕毁重庆《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协议,下令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第三次内战,其实已从去年八月开始,谈是由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开始的,打则由我们的老头子不守信诺开始。从以上的历史事实看来,特别值得回顾的是,两次国共合作都为现代中国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篇章,都写下统一战线政策的丰功伟绩。而最后都为我们所破坏,使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历史的真实,证明国共合作是大好事,统一战线有很大威力,我们是可以而且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国家民族做出新的积极贡献。相反,谁若是企图掩盏历史的真实,坚待走逆历史潮流、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道路,他就将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千古罪人。“
陈布雷连连点头,心情沉重。因为不但为自己的国家担心,而且直觉地为自己的家庭担忧,原来事实在嘲讽这个蒋家王朝的”忠臣“,他六女二子之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内中次女陈琏”失踪“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南京。
面对引为知己的张治中,陈布雷吐露了心事,原来陈琏是兄弟姊妹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一个。她原名怜儿,进大学时才改名琏。当她出生才二十几天,母亲就因产后子癎症恶化去世。陈布雷伉俪之情本笃,就恨煞这个女儿。当家人忙于为其夫人入硷时,陈暗中把婴儿抱上楼去,打算把她弄死,幸为其弟发觉,急追上楼。陈在狂怒中竟把婴儿从二楼窗口摔下去,恰巧掉在竹蔑棚上,得免于死。由于陈布雷仍执拗地呼喊:”不许救她,救了她,以后我还是要把她弄死!“家人只好偷偷把婴儿抱出送到外婆家,在外婆家抚养长大,怜儿这个名宇就是外婆起的。后来陈布雷对怜儿倒并不歧视。在陈的心目中,女子最好职业是教师,因此两个女儿都进了师范。但怜儿违背父亲的意旨,只在幼师读了一年就自行转入杭州高中。抗日战争起,陈布雷全家迁渝。怜儿在国立二中毕业后,考入了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内忧外患,便每一个青年人感到极端苦闷。在一些亲友的影响下,陈琏开始同进步思想接触,投身学生运动,很快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她在重庆加入共产党,坚决积极地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这自然引起陈布雷极大的不满,但多次劝说、反对、阻止,丝毫未能动摇陈琏的决心。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在昆明”失踪“,陈布雷也无法查明下落,举家不安。这事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获悉,十分关切。周恩来决定分别拍电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查询。后来查明,陈琏为了避开特务追踪,由当地党组织把她转移到云南石屏县。其后,陈琏到了重庆,向周恩来和邓大姐致谢,并要让她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对她的意愿备加赞许,但劝她留在重庆继续读书,同时做革命工作为好。这样,陈琏就进了中央大学历史系,完成了大学教育,于是”失踪“的女儿终于回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琏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在教会办的贝满女中教书。她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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