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一向都被陈仪、柯远芬所骗，悔悟不得，灰心又不得，又因获悉蒋军已到，有的就跑了。

    但王添灯却泰然自若，以毅然的态度，于当晚向中外阐明这次台湾民变的原因经过及台湾人民的基本要求，其次向全省人民作最后的广播，报告本日”处委会“开会经过，及所提要录被陈仪、柯远芬所拒绝的详细情形，宣读四十二条”处理大纲“。最后他向全省人民呼吁：”处委会“的使命已经完了，从今以后，这次事件已不能单由”处委会“处理，只有全体省民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才能达成全体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体同胞继续奋斗！

    从此以后，台湾省民就不再听到王添灯的声音，而且经过数日，王添灯就永久与台湾人民离别了！

    ”处委会“所提四十二条”处理大纲，之中，其“根本处理”项内，军事方面：一、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二、中央可派员在台湾征兵守台。三、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四、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五、警备司令部应撤消，以免军权滥用。

    政治方面：一、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二、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公署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四、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各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该如是）。五、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警察即刻废止。六、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七、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八、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九、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十一、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十二、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十三、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复办法。十四、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十五、实行所得税统一累进税，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十六、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充任。十七、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如接收工厂矿山应里经管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十八、撤消专卖局，生活必须品实施配给制度。十九、撤消贸易局。二十、撤消宣传委员会。二十一、各地方法院、各地方主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过半数以本省人充任。二十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以前，暂由“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此条与第一条重复）。二十四、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产生方法，各由乡镇代表选举候选人一人，然后再由该县参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县三名，新竹市一名，新竹县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县四名，台南市一名，台南县四名，基隆市一名，彰化市一名，高雄市一名，高雄县三名，台东县一名，莲花县一名，澎湖县一名，屏东市一名。二十五、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二十六、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准中央划归省政府自行清理（此条与第十七条重复）。二十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受之利益，应切实保证。二十八、本省自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二十九、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即时释放。三十、送与中央食糖十五万吨，要求中央依时值估计，拨归台湾省等等。蒋介石只看了两三条已经气得不成，大叫道：“陈主任，今后战乱，包括台湾在内了。”

    正是：民不畏死，以死惧之，蠢不可及，难以饶恕。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豺狼当道 台胞痛心疾首 同气相应 延安隔海慰问

    话说经此巨变，蒋介石不得不在狂叫“杀杀杀”之余，竭力冷静下来，那一日在南京为事件开御前会议道：“这一回，台湾人把我们害得不轻，前方需兵殷切，硬是分薄了实力，便宜了共党，我看台湾人等于共产党了！一待公洽回来，我再来把问题一一研究，再把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印出来分给各方应用，该抓人的就抓，该改良的就改。”

    这么着，直属国防部第二厅的“台湾工作团”，团长刘启光（原名侯朝宗）仿效日本军阀武力镇压台湾同胞的“原则”，就成为蒋的“知音”，柯远芬所谓“以民众的力量对抗民众的力量”也受嘉奖。林顶立等参加大会找人在旁听席上纷纷发言，破坏会议的进行，同时勾结处理委员会的分子蒋渭川，作为市民的要求，提议组织“忠义服务队”。他们谓之为“自卫组织”，要求政府撤退市内军队，其后治安由“忠义服务队”维持，蒋渭川甚至推举许德辉为队长。许德辉者何人？就是警备司令部调查室所组织的“行动队”（暗杀队）的队长。当然明眼之人极力反对，但是他们动员特务分子叫器威胁赞成通过。同时，警备司令部任命“军统”头子林顶立为全岛“行动队”的总队长，指挥一千多人的行动队员，在各地尾随所谓“活动分子”，施行威吓、抢劫、殴打，故意造成恐怖状态，阴谋暗杀人民的领袖。

    在台北方面：处理委员会正吵吵闹闹，排挤倾轧的时候，林顶立的“行动队”及许德辉的“忠义服务队”的流氓，越加大肆猖獗，公然打劫，威胁良善，结队横行，假公济私。例如：御成町月宫酒家女主人被勒索十余万元，女招待被绑架，嘉义阁旅社被勒索三十余万元，包围王添灯家，企图暗杀王氏等等，都是这些队员行为。直至三月六日晚，林顶立竟命令“队员”，闯入台北市公共汽车车库，企图纵火焚毁，幸而被守卫员工及早发觉，急施营救，遂得免大祸。

    在台中方面：军统特务蔡志昌（焕章），召集中部的地方爪牙，于三月六日晚上，在南台中开秘密会议，企图大规模的暗杀，幸而被人民发觉。可见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三月八日晚，一周来担任维持治安工作的数百名中学生，竟被“行动队”及“忠义服务队”所拘捕，押到圆山陆军仓库前面广场，不留一人，悉数被杀死。关于此事，柯远芬翌日却引导监察使杨亮功到场，指遍倒在地上的数百个战尸说：这些就是昨晚进攻这个仓库，被国军击毙的奸匪暴徒，杨亮功无言。后来杨亮功对他的跟随人说，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又没有携带武器……

    在这次民变中的活动，比较聪明，因为他们控制了“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不但把握一些群众，甚且可由该会选出代表混入台湾及台北各地的“处理委员会”，而在处理委员会胡闹。分子活动得最起劲的，首举蒋渭川。他每晚密会后，翌日才出席处理委员会。他在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扩大“建设协会”的势力，反对进步分子的任何意见，除了“建设协会”所提的意见之外，他们都为反对而反对，故意破坏社会秩序，造成混乱。蒋渭川又刚愎自用，离开处理委员会的统制，采取个别行动，诬毁其他委员，捣乱处理委员会的统一。另一方面，他在整个的指挥下，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尤其是过去曾经到过海外参加作战的退伍军人，作为打倒政敌陈仪的工具。

    在这次民变中，除了上面所说，台省籍人的“军统”和“”分子，直接参加屠杀台湾人民之外，还有一些台奸出卖台胞。首先是台湾着名的女特务谢娥，她是“台湾妇女会”的理事长，同时是国大代表。二月二十八日，长官公署向请愿的市民，开机关枪射杀多人，但是她却向全省人民广播说：“在公署面前，并没有发生过开枪事件，因民众拥挤互相践踏，致生出若干轻微负伤者而已。”台北市民以她故意歪曲事实，次日早上，就把她的医院包围起来，把一切医疗机器、药品、家私、衣类、现钞，都搬出来在路上纵火焚烧。当场宪兵也无法制止，一个三层房屋的一切东西，不留一点，尽皆烧掉，数千片玻璃，也不留一片。而她竟跑来到宪兵团，请求保护。

    当台中市民的暴动渐趋扩大的时候，参政员林献堂和台中市参议会议长黄朝清等，百般设法阻止人民起来斗争，甚至暗中与警察局和宪兵团联络，一面接受当局的指示，一面报告人民斗争的详细情形，协助宪警镇压基动。人民武装“二七部队”退出台中之后，他们大骂“奸党”煽动暴动，惹出祸端；又强征人民的财物，建立“欢迎门”，欢迎蒋军入城。

    新竹市党政各机关被人民占领后，苏绍文竟出任新竹地方戒严司令，实施戒严，命令部下“格杀勿论”。苏绍文是新竹人，任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是“军统”特务头子之一。当大搜查“暴徒”的时候，新竹大小商店店东均被捕，后来各以二十万台币赎回，这就是苏绍文“衣锦归乡”以后，对于故乡父老的报答。

    当台南召开市民大会，讨论如何响应台北暴动的时候，市参议员侯全成和省参议员韩石泉等却到市政府，与市长密议如何制止事件的扩大，又访问宪兵队长，有所建策。他们在民变中，始终站在官方的一边，协力镇压人民。蒋军开到台南，开始屠杀的时候，韩石泉、侯全成、蔡培火、陈天顺等四人，为了表示他们如何忠于“党国”，联名向警备司令部控诉庄孟侯（台南着名的士绅，前文化协会的干部）及其他多数市民为“奸党”，领导台南暴动。同时指使一些青年向“绥靖司令部”自新，填写悔过书，说是被庄孟侯所煽动，以做见证。结果庄孟候被捕。至于侯全成尚且引导军警逐户搜捕“暴徒”，其凶恶行径，连“国军”都不及。

    最可笑的是台北处理委员会的一班“半山”的卑劣行为。当人民力量强大的时候，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大出风头”，大谈“政治改革方案”，而满场一致通过了“四十二条处理大纲”，但是这些要求被拒和听到蒋军援军已到台之后，这一班“半山”——黄朝琴、连震东、黄国书等为了推诿责任，就召集一些垂头丧气的处理委员开会，制造“重大声明”说：昨日提出的“四十二条”要求，因会场混乱，一时无法整理，措词中有些部分缺隐，因而使当局及省民同胞生出种种误会，但这些要求决非全体省民之公意，祈当局及全体省民原谅……等等，暴露出了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蒋军的大屠杀情形不能透露出“岛外”，以致国内外知道这个大屠杀情形的人很少，现在蒋军在“二二八民变”当中的一切罪行，都已经暴露，令人听之不禁发指。

    三月八日蒋军开到后，由基隆杀起，杀至屏东，凡台湾人民起来斗争过的地方，都无一不杀，整整杀了半个月，其中台北、基隆、嘉义、高雄杀得最惨。

    在基隆方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在宪兵第四团保卫之下，到达基隆时，基隆要塞司令部与宪兵夹攻基隆市民，大炮、机枪、步枪齐响，杀死许许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妇都有。接着，第二十一师到达时，又再大杀一阵，同时基隆市长指挥警察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线串足，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一般市民，在一个月之间，不敢食鱼介类。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杀，其屠杀方法，残酷绝伦，二十名青年学生，被创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戮死！

    在台北方面：自三月八日至二十日为止，足足杀四昼夜。市民为了买粮外出，辄遭射杀，因此马路上、小巷内、铁道边，到处都有死人，鲜红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事件更多了几十倍。蒋军抵达台北时，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面办事的三十余名青年一时逃避不及，被蒋军捕获，一律自三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补一刺刀，无一幸免。

    在戒严当中，广播电台天天传达警备司令的命令：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立即上班，一切学生必须照常上课，一切工人必须照常上工。但是上了班的公务人员，个个都死在十字街头；上了课的学生都一批批的死在学校门口。上了工的工人都一去不复返。这些尸体都被投入淡水河里，以至黄色的河水都变了红色，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都浮上了水面，其惨状令人不敢正视。

    其他各地的屠杀都是照基隆、台北的原版翻印，全省被杀死的不下一万人。大屠杀之后，就是大逮捕。市民一卡车两卡车的捕，学生青年也捕，工人农民也捕，资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2_12192/2948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