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妖精，寒碜的是妖怪。我一边吃一边琢磨阿飞的音乐，我担心阿飞的音乐不好红。不成调，不上口，就很难进“钱柜”厚厚的歌本。我不懂，我是外行。

    一个文学女青年（或是文学女前辈）见没有人陪她喝大酒，于是大声叫着：“喝酒不是这样的。喝酒不是这样的。”没过多久，自己就把自己灌醉了，死活不让别人送她回家，自己打了一个“夏利”，开门的时候，差点一把拉掉车门。

    经过这么多年，我恩师没有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会存在这么多文学女青年和文学女流氓，我四肢无力，五音不全，但是还能凑合混个吃喝。或许我对阿飞音乐的担心也是多余。

    其文字

    由于四肢无力，五音不全，我对文字要求严格。文字是红烧肉，文字是汉白玉，文字是普洱茶，文字是女儿红。文字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常用的字都在《新华字典》里有，但是这么多可能的排列组合，有些人想也不想就能抓到最舒服的，有些怎么抓都抓不到痒处。

    阿飞送我两本书《小龙房间里的鱼》和《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我在里面找到红烧肉，汉白玉，普洱茶，女儿红。更精确的感觉是仿佛吃重庆辣子鸡，辣椒多，鸡肉少。但是，不顾体统，筷子乱拨，找到一块鸡肉，实在是香。总比张爱玲好，全是鸡肉，很少辣椒，太多的机锋感觉拥挤，感觉作者注定红颜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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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飞姑娘的文化意义2

    挑几块鸡肉出来：

    比如在《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我和贝司打了。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说你，他说你。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我不想表演，我只想蜷缩起来，唱歌。”

    比如在《摇滚歌手的非摇滚生活》：“终于快毕业了，小时候捡垃圾的习惯终于得到了报应，我做的课题是环境工程固废组的，叫‘中国城市垃圾焚烧可行性分析’。”

    比如阿飞的歌词：“我是鱼，小龙房间里的鱼，其实你从没有看过我的身体，其实它和灵魂一样一样美丽。”文字取胜不在多，海子不过也就是那三四十个字被人们记得。

    阿飞的性情文字，如果挑缺点，就是可能不好卖。阿飞一定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感觉她走偏李碧华的路数比偏张爱玲的路数轻松。写几个新派历史涩情小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时候路上没有警察和妓女，只有gay们手牵着手走路。”然后拍电影，然后拍电视剧，然后觍着脸到好莱坞评奥斯卡，然后就牛逼了。

    又一次听阿飞唱歌，在cd café。一屋子的牛鬼蛇神，乌烟瘴气。我只听到一首歌的尾巴，阿飞反复唱：“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仿佛咒语，我赶快逃窜出来，到机场赶飞机去了。后来看到印出来的歌词，好像是我听错了，其实是：“我说你是一个流氓，我说你是一个流氓。”感觉突然没有了。

    其生涯

    阿飞经历复杂：清华工科学士，文学硕士，编辑，摇滚歌手，侗族女子，作家。像我一样复杂。我也是少数民族，蒙族，老妈在我高考前抓紧改的，因为能够加十分。阿飞和我聊天，说将来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千万别和我讨论，我从来就没知道过我将来干什么。

    八年学医让我的时间观念彻底错乱，过去和将来就像只隔了一层纸，浅浅得没有本质差别。全部生命就在一个核桃壳里，人站在外边，一米八高，一百三十斤，你说过去和将来的区别是什么？

    阿飞不抽烟，不吸毒，不上妆，不喝酒，不染头发，不穿鼻环，不知道名牌，不暴露肚脐，不摆姿势，不放纵，不掩饰，不讲故事，不让人联想起暗娼而是联想起巫婆。阿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作家。

    回想起过去，青春期，发情期，时常困惑，老师帮了我们大忙。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老师禁止我们抽烟、泡妞和打群架。价值观飘忽不定，老师强迫我们背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话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生命里，正经事只有“读书”一件，高中之后还有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纵极想象，也想象不出之后的将来还有什么。保尔·柯察金的意思明确，只有读好书，才不会后悔，才能在那想象不出的之后的将来，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床睡那些长着小媚眼和大波波的姑娘。

    现在，读过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洋学位，转眼就到了中学时想象不出的之后的将来。忽然觉察到老师们的狡诈：现在再读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狗屁不通，没有定解。金多伤神，酒多伤肝，小媚眼长出皱纹，大波波像小区门口花坛里的大芍药花一样渐渐枯萎。到底如何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一种解法是，宽容些、开放些，多看看、多听听，生命中没有感动就放过去，有感动就想一想。如果身心带宽足够，双重生活、三重生活，都是正路。

    像阿飞说的：“我一直想要一大盒那种包在金纸里的巧克力。这样可以分给别人吃，可以向同屋女友炫耀，可以吃很久，大盒子还可以留着，表明你拥有过这种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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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课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数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机机。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地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必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唯楚有材，于文唯盛1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70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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