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的情况就充份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2直到1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42。

    2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1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345。

    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1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在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但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2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1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现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2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余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

    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

    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入吃中灶的档次。

    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1

    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1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着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

    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六 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他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

    1935年2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

    1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份，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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