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19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着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

    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1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

    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2

    1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2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着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着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得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来，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份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份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份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份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

    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三 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

    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份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2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翩然起舞。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3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4_14910/3210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