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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考专案”这四个字,让我对马氏大生好感。因为“颖考”两个字的背后,是一段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一段郑国孝子颖考叔献计化解国君郑庄公与其母二十载仇怨的故事。
这段故事,就记载在上面说到的《郑伯克段于鄢》里,它是《左传》的开篇。不过,要是有谁觉得《左传》这种东西已经遥远得跟海王星一样,只能当作传说中的经典,那么,找几本贾志刚先生的系列历史读物《这才是春秋》来看,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春秋时代,是老子的时代、孔子的时代、孙子兵法的时代,是齐桓公的时代、晋文公的时代、楚庄王的时代,千金一笑,一鼓作气,老马识途,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羊皮宰相,退避三舍,一鸣惊人,鱼腹藏剑,卧薪尝胆,……,多姿多彩,风云际会,干戈四起,诈变百出……
这样一个时代,足以吸引文史写家的眼光。但是要想写好,也难。它时间跨度大、出场人物多,头绪多得乱成一锅粥,更大的问题是,前已有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也算是风行数百年了,你贾志刚再写一部,看点又什么呢?
答:现实视野。如果说,读史观今,常常会让人感叹,历史,总是经过乔装打扮,在现实的舞台上活跃演出,那么,翻贾志刚的《这才是春秋》,又时常可以看到,现实,也同样可以穿梭岁月,在历史的舞台上身段招展,舞得风生水起。
如据史载,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州三川皆震。于是,贾志刚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的佞臣虢石父和周幽王的如下一段对话:
虢石父:“大王,咱们这次抗震救灾那是及时全面,不遗余力,救出来无数的灾民。现在,灾民们对大王感恩戴德,齐声歌颂。这不,歌颂大王的民歌都出来了。”
“什么民歌?”周幽王一听,来了兴趣。
“那可多了,我给您随便唱一首。”虢石父清了清嗓子,开始唱起来:“天灾临兮死何诉,周公唤兮召公呼,天子疼兮诸侯哭,纵做鬼兮也幸福。烈马战车兮救雏犊,左一锹兮又一锄,感恩大王兮齐欢呼,再死一次兮心也足。”
……
除了“纵做鬼兮也幸福”外,像“癞蛤蟆预报地震”、“南联盟”“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一国两制”等今典,在《这才是春秋》中可说比比皆是。
将这仅仅看成是《大话西游》式的戏谑,或简单的讽世之笔,我想,都不是贾志刚先生的本意。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辟专节论述“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布氏说到:“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而这种由今溯古的思考方式能够确立的前提,是“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布氏称,“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对一个特定阶段里某些事件的反映,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那些人物了呢?”所以,“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在贾志刚先生看来,春秋时代是“充满智慧、才华、气壮山河的”,同时也因“春秋无义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中的种种丑陋和狞恶。这种厚黑学的视角和文中随处可见的厚黑叙述,恐怕也跟贾志刚先生对当下的批判意识有关。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了句名言:“历史之光并不是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这句话用来描述《这才是春秋》,和贾志刚先生,也是恰当的。甚至,在书中还为看官揭出历史的吊诡之处:卫国的石碏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和篡位的州吁,这段为人传诵千载的事迹引来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银荡之君卫宣公的登台演出,和随后的凌逼周王室的卫惠公及好鹤荒唐的卫懿公。于是贾志刚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石碏的大义灭亲,到底“值不值”?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八卦层面和历史哲学层面,都可以探讨一下。
不过,全书虽然戏谑满纸,但在厚黑视角和厚黑叙述背后,仍有对历史的温情。如书中对周公和管仲再三致敬,并细述了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这里同样寄托了贾志刚先生的某种当下关怀吧。
贾志刚先生的书我并不是第一次读。就在几个月前,数年未曾谋面的一位朋友得知我暑假要往厦门一游,特为从广州快递一本书到北京,说是供我路上休闲翻阅。书很快就到了,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番盛意,书并没有带到路上。因为就在出发前收到该书的当晚,翻开就没再放下,连夜读完了。那本书就是贾志刚先生的官场小说《副处长》。现在很高兴又看到了作者推出的系列之作《这才是春秋》,相信它们不会令各位看官失望。
当年明月、贾志刚,民间史学家双峰并峙
更新时间2008-12-8 14:11:03 字数:3810
曹寇
在网络和图书市场,具体到历史题材的小说,当下形势与春秋战国无异,总是狼烟四起,群雄逐鹿,继而强者出线。版图在战乱和称霸中变幻莫测,而结果又往往一眼即明,人人皆为山中宰相诸葛亮。不是吗?当下形势已趋明朗,当年明月和贾志刚,双峰并峙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
具体而言:
一、两位无疑都是整个网络上的“红人”。当然,“红人”很多,但我这里的考核标准是速度,都是高速蹿红,一夜之间麾下集结千万粉丝,大旗猎猎,杀声震天。他们幸运地越过了艰辛攀爬的“奋斗”史,而直接达于阅读视线的顶端。
二,是质量。当他们的作品被推荐,被传播,被炒作性地出版(贾志刚的《原来这才是春秋》至截稿时据可靠消息已经进入印厂),人们很快发现,被牵引而去的阅读旅程由被动转而主动,然后是惊喜,最后演变为一场接着一场的阅读狂欢。
三,历史,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个对现实必须表达沉默权的今天,历史像一具僵尸从烟尘漫漶的馆藏深处被大汗淋漓地抬了出来,然后经由这几个人的人工呼吸、妙手回春、化疗、美容、桑拿、洗头、洗脚、打飞机……等等方式,不仅历史,古人也跟着活了过来,以区别于教科书中的形象进入当下,牛b哄哄,或傻b呵呵,总之,一下子使这个苦于人口问题的国家人口再次爆炸,其场景之混乱规模之浩大,有如网络上、书店前甚或广场上争先恐后的人群。
作为一名小说读者,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上述三位都是我喜爱的。从粉丝准则的角度来说,我不够忠诚,一个读者怎么可能喜欢三位偶像呢?一个需要表达爱的女人怎么可以跟两个男人同时做呢?然后我又想了想,没什么,这是可以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换言之,原来这才是我所需要的那事儿,原来这才是我想走的仕途。
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我愿意称两位为民间史学家。不过,它不是一种对立,而只表达一种身份和立场。面对“百家讲坛”所庄严吁请的国家主义情操,面对那些道德权威和史学“太抖”,这两个来自“下方”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历史的个体认知,而这种认知又通过民间拥戴的方式表现了朝野之间亟待弥合的巨大分歧。这一切告诉我们,“民心”和“意志”的分歧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沟壑或峰顶之间。
请大家原谅,我不愿意使用“草根”这个词汇,因为这个词作为某种理论界定已经显得形迹可疑,并常常被安排在对立面而予以打压。事实上,三位历史小说作家仅仅是民间视角,他们的写作貌似打破了冠带们对历史的垄断,但并不带有对立性,而只是一种时代所呼唤的文献补充,是对枯燥说教文章的生动注脚。不是吗?我们在学生时代,真正学到的知识,不是课文,而正是那些脚注。他们也没有野心,而只有热忱。他们不想干什么,而只是想说一点儿自己的看法。它们的发表、出版和火爆体现了自由呼吸的不可取代和真实存在,使我们不至于在那张臭名昭著的大屁股下窒息而死。
事实就是如此,董狐死后,千年以来,历史均被权力所垄断,成为成王败寇的捧杀与棒杀。野史及民间叙述只能假托“不正经”(说书、小说和曲艺等)方式曲以委蛇、欲言又止,使史实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垄断性解读又使得历史不再作为客观存在而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反而在杯弓蛇影之中、阴云笼罩之下成为一件谁都可以拿来随意涂抹、改装的器具。就是胡适那句名言,历史从来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言辞轻巧,却无比沉重。何谓灾难?莫过于此。
多年以前,我们曾经批林批孔,曾经在所谓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以重申历史的名义背离历史。陡然醒来之后,它也已成为历史。然而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并未因此有所改观。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它的“正确”“无庸置疑”,但其潦草却有目共睹。有时我甚至觉得它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五千年”和“四大发明”之类的数据,并无更多,而历史本身的丰沛从未显现。说实话,我们对历史教科书的粗陋向来不满,但因“过于敏感”而只能保持必要的心照不宣。最终,历史的精彩之处只能局限于少数人的优先阅读权内,对于公众而言,历史仍然如同迄今未曾开掘的古墓而深埋地下。这可能正是马克思断言“中国无历史”的缘由。
近年来,随着历史热的兴起,原先埋头卷宗的历史学家以“百家讲坛”为标志开始逐渐走到了公众面前,甚至成为大众追捧的明星。然而,在此热闹之下,我们应该看到,除了抖包袱、插科打诨、爆点猛料吸引看客之外,似乎并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当然,对历史的热情得益于这些公众人物的激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间史学家开始“顺应时势”破土而出,他们与历史本身一起,在非挖掘的情形下自下而上地自我呈现,一如木乃伊归来。不过,他们没有带来瘟疫,没有带来混乱,而是带来阅读的盛宴、空前的热情和久违的民族喜悦。除了当年明月、贾志刚和曹昇这些历史小说家,还有余世存、梁由之等民间历史学者。
作为历史小说家,当年明月和贾志刚的成功除了上述思想价值,更多的当然是历史本身对读者的诱惑力在驱动。当下总是在明天成为过去,而历史却因为它的“永恒”而成为灿烂宇宙的一个部分。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的不仅是过去,也很可能因为方方面面的角度问题,使回首、凝视和仰望成为一种梦幻,从而成为未来。历史就是这样,常常使人在观望中有如太空行走,处于失重状态,浸淫其间而臻至忘我之境,不辨方向,不知时空。我以为,历史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此。
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成为“往事”。作为源头,它总是直指当下。正如贾志刚在《原来这才是春秋》前言中所反复强调的一组关联词:“如果没有……就没有……”。于是追根溯源、借古讽今、以今喻古成了我们叙述历史的常用方法。可贵的是,三位没有为当代社会背历史的书,而往往是以“探索发现”的目光审视这个民族过往的人群和事件,并能以现实立场由对历史的描述来表达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当年明月和贾志刚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比较之下,当年明月要倾向于用现代观念关照古人。除了“历史原来可以写的很好看”之外,他有时频发大段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事实证明,他的许多认识和看法并非信手胡来,更非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结论。在一篇报道文章中,我们知道,当年明月自幼熟读史籍,乃真正的民间饱学之士。俗务之间,这位思考者已通过孤独的思考为《明朝那些事儿》做了多年的准备。有时,我甚至觉得,当年明月那么好看地叙述历史故事,其目的似乎就是表达他的个人看法。当然,他做的很好,因为太好看,所以我们忘记了他其实是在端庄地“说教”。这很神秘,也正如当年明月本人的作风,他总是尽量避开这个时代的镁光灯。
那么再来说说贾志刚。这个著名的体育记者,这个在《足球报》写过十多年专栏的体育评论员,这个武侠、职场等题材什么都敢写都能写的勤奋的“笔杆子”,终于也“跟风”写起了历史小说。我觉得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因为他避开了可能属于自己弱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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