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3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之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里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

    饮食上的“无法无天”，背后不正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吗？

    （2002年）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1）

    革命肉体的洁癖

    电影中，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情景：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如何坚定，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甩开一个结局：殉身。比如敌群中拉响手雷，比如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情节，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紧挨着悲痛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的由衷怀念和对法西斯的咬牙切齿。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冲来时，心理却渐渐起变。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那象征“永生”的轰鸣似乎炸在了我胸中央，我感到了一股毁灭之疼，死亡的惊恐。

    为何不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窟、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何不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和时间？难道必须去死？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愿望？难道她们的“过失”必须以死相抵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革命洁癖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革命者眼里，这是永远的痛惜，永远挥不去、擦不掉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无论何种情势下。而革命荣誉，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要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决不能被敌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面子怎受得了？

    唯一出路只一个，即所有编剧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訇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腥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往事，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升级了的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干净了，永生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自己人尴尬了。她成全了所有的人生观众。

    这算不算一种赐死？

    我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才华和苦心。他们都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洁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谁都不欠谁的……说到底，这是编剧在揣摩革命逻辑和原则行事，尽管正是他，暗中一次次驳回了她继续活下去的请求，但他代表的却是自己的阵营，是整个集团的形象工程。他是称职的。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层因果，不仅革命故事中存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有。

    《魂断蓝桥》我喜欢，但不愿多看，因为压抑，因为“劳拉”的死。我更期待一个活下来的*，一个有勇气活下来的*，一个被我们“允许”活下来的*……若此，我会深深感激那位编剧。

    让一个曾经“失足”的人有颜面地活着，难道给艺术丢脸？

    是什么让艺术变得这样苛刻和脆弱？这样吝啬和不宽容？

    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男权，一种近乎巫术的大众心理学，一种“法老”式的对女性伦理和生命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为此，我认定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编剧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前半部，因为婓文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书包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2）

    看过两部热播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作者海岩。不知为何，当剧情刚展开至一半，比如那位女警察欲罢不能爱上了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弟弟，比如那位卧底的大学生被迫与毒贩女儿有了肌肤之亲，我脑子里忽闪过一丝不祥之兆，似乎已预感到她（他）必须死了……不仅因为她（他）犯了规，违反了职业纪律，关键在于其身子出现了“不洁”——这是为革命伦理难以谅解的“罪”啊。开始我还盼着自己错了，希望我的经验过时了……但很遗憾，那经验仍很“先进”。

    或许作者就是那样的道德家吧，有着难以启齿的洁癖。也或许是自我审查所为，不这么写，即无法从革命伦理的标尺下通过。

    贞操、完美、亵渎、玷污、耻辱、谢罪、洗刷、清白……

    世人竟臆造了那么多凌驾于生命之上——乃至可随意取代它的东西——甚至铸造出了命运的公式！

    这让我想起了自然界的一种哺乳现象：据说一些敏感的动物，倘若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比如与人或其它动物接触过，其生母往往会将之咬死。原因很简单：它被染指过了，它不再“纯洁”。

    对女性身体的“领土”想象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人逃向印度，*教人涌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难，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遭掳掠。作者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以女性遭遇最为惨烈：为防止妻女被玷污，大批妇女被男性亲属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

    被采访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十七名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都完了……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害怕了。”屠杀的方法有服毒、焚烧、刀砍、绳勒等。在锡克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仅三人幸存。一位叫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种叫“谋杀”的爱？死，反倒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

    据说，那口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曾去探视。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子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对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许多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作者分析说：“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传统的维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民抗争的工具。”

    其实，女体成为男性决斗的战场，成为民族拱卫的领土，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普遍事实。只不过愈是宗教形态强硬的地区，愈发变本加厉而已，为浇固教旨的尊严和民族性的纯粹，往往竞相在对妇女的约束上下功夫，对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约定与禁忌，总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里班的统治下，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所有权利，身体终日被裹在水泄不通的长袍里，只许露一双眼睛——这种对女体的超强重视，这种监狱般的严密“保护”与封锁，其实昭示了一种对宗教母本的捍守决心，一种对外来文化窥视的严格防范，一种充满敌意的警告与断然喝斥。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护爱，还是一种刻意的虐待？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压迫性和受侵略性，使女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盈亏、尊严、纯洁、忠诚等符号学意义，女体成了一种特殊的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甚至经济学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似乎总能在妇女身上得以顽强的保留和延伸。乃至在现代社会学和旅游业中，妇女无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点之一。

    于女人而言，这些超常重视带来的往往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里，意味着身心禁锢，而特殊时期则意味着灾难。尤其当宗教火拼和异族战事发生，女性身体更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和争夺的战利品——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这在近年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与历史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沉淀为女性的牺牲。*最大的代价、最凶猛、最决绝和阴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往往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轻松。日本侵略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受害国的一块浓得化不开的阴霾：毁损的国土、被掠的资源、阵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赔偿，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即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难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隐痛。

    这种对女体过度的利益想象和价值负荷，即使在理性发达的西欧，也很难例外。二战后，在法国或意大利，人们竟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与纳粹军人或德国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之剃光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随意羞辱甚至杀戮……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被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领土”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2002年）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打捞悲剧中的“个”（1）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9_19286/36289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