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不说了吗？”

    母亲吐了口：

    “不说，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打的？”

    “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姥姥生气地说。

    母亲抱住她：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好妈妈，滚开……”

    她们分开了，因为姥爷正站在门口盯着她们。

    母亲刚来不久，就和那人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她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屋里去，贝连德家的漂亮小姐和军官也去。

    姥爷对这一点不满意：

    “该死的东西，又聚到一起了！一直要闹到天亮，你甭要想睡觉了。”

    时间不长，他就把房客赶走了。

    不知从哪儿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门一锁：

    “不需要房客了，我以后自己请客！”

    果然，一到节日就会来许多客人。

    姥姥的妹妹马特辽娜·伊凡诺芙娜，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带花边儿的绸衣服，戴着金黄色的帽子。

    跟她一块儿来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华西里和维克多。

    华西里是个快乐的绘图员，穿灰衣留长发，人很和善。

    维克多则长得驴头马面的，一进门，边脱鞋一边唱：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这很让我吃惊，也有点害怕。

    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

    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态度安详，像个老和尚。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笑咪咪的，很古怪地歪着头，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

    他很少说话，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

    “别劳驾了，啊，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让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

    一天，听见外面有人敲鼓，声音低沉。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周围都是士兵。

    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

    那个人低着头，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

    我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茱介绍我：

    “这是我的儿子。”

    我吃惊地向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别劳驾了！”

    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轻快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然后放下：

    “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椅子特别大，姥爷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

    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茱的面孔怎么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

    他脸上的鼻子、耳朵、嘴巴，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包括他的舌头，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舔舔他的厚嘴唇，显得特别灵活。

    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喝看掺上甜酒的茶，喝姥姥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喝酸牛奶，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大家吃饱喝足以后，脸色胀红，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里，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

    他低下头，开始边谈边唱，歌词很令人不快：

    哎，痛痛快走一段儿，弄得满城风雨——快把这一切，告诉喀山的小姐……姥姥说：

    “雅沙，弹个别的曲子，嗯？

    “马特丽娅，你还记得从前的歌儿吗？”

    洗衣妇整了整衣裳，神气地说：

    “我的太太，现有不时兴了……”

    舅舅眯着眼看着姥姥，好像姥姥在十分遥远的天边。他还在唱那支令人生厌的歌。

    姥爷低低地跟钟睛匠谈着什么，比划着，钟表匠抬头看看母亲，点点头，脸上的表变幻莫测。

    母亲坐在谢尔盖也夫兄弟中间，和华西里谈着什么话，华西里吸了口气说：

    “是啊，这事得认真对待……”

    维克多一脸的兴奋，在地板上不停地搓脚，突然又开口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一下子静了下来。洗衣妇赶紧解释：

    “噢，这是他从戏院里学来的……”

    这种无聊的晚会搞过几次以后，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刚刚做完第二次午祷，钟表匠来了。

    我和母亲正在屋子里修补开了线的刺乡，门突然开了一条缝，姥姥说：

    “瓦尔瓦拉，换换衣服，走！”

    母亲没抬头：

    “干嘛？”

    “上帝保佑，他人很好，在他自己那一行是个能干的人，阿列克塞会有一个好父亲的……”

    姥爷说话时，不停地用手掌拍着肋骨。

    母亲依旧不动声色：

    “这办为到！”

    姥爷伸出两只手，像个瞎子似地躬身向前：

    “不去也得去，否则我拉着你的辫子走……”

    母亲脸色发白，刷地一下站了起来，三下两下脱掉了外衣和裙子，走到姥爷面前：

    “走吧！”

    姥爷大叫：

    “瓦拉瓦拉，快穿上！”

    母亲撞开他，说：

    “走吧！”

    “我诅咒你！”

    姥爷无可奈何地叫着。

    “我不怕！”

    她迈步出门，姥爷在后面拉着她哀求：

    “瓦尔瓦拉，你这是毁掉你自己啊……”

    他又对姥姥叫：

    “老婆子，老婆子……”

    姥姥挡住了母亲的路，把她推回汴里来：

    “瓦莉加，傻丫头。没羞！”

    进了屋，她指点着姥爷：

    “唉！你这个不懂事儿的老瓣！”

    然后回过头来向母亲大叫：

    “还不快点穿上！”

    母亲拾起了地板上的衣服，然后说：

    “我不去，听见了没有？”

    姥姥把我从炕上拉下来，说：

    “快去舀点水来！”

    我跑了出去，听见母亲高喊：

    “我明天就走！”

    我跑进厨房，坐在窗户边上，感觉像地在做梦。

    一阵吵闹之后，外面静了下来。发了会儿呆，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来舀水的。

    我端着水回，正碰见那个钟表匠往外走，他低着头，用手扶皮帽子。

    姥姥两手贴在肚子上，朝着他的背后影鞠着躬：

    “这您也清楚，爱情不能勉强……”

    他在台阶上绊了一下，一个踉跄跳到了院子里。姥姥赶紧画着十字，不知是在默默地哭，还是在偷偷地笑。

    “怎么啦？”

    我跑过去问。

    她一回头，一把把水夺了过去，大声喝到：

    “你跑哪儿去舀水了？

    关上门去！”

    我又回到厨房里。

    我听见姥姥和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了很久。

    冬天里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

    阳光斜着射进来，照在桌子上，盛着格瓦斯酒和伏特加的两个长颈瓶，泛着暗绿的光。

    外面在雪亮得刺眼。我的小鸟在笼子里嬉戏，黄雀、灰雀、金翅雀在唱歌。

    可是家里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气氛，我把鸟笼拿下来，想把鸟放了。

    姥姥跑进来，边走边骂：

    “该死的家伙，阿库琳娜，老混蛋……”

    她从炕里掏出一个烧焦了的包子，恶狠狠地说：

    “好啊，都烤焦了，魔鬼们……“干吗像猫头魔似的睁大眼睛看着我？

    “你们这群混蛋！

    “把你们都撕烂……”

    她痛哭起来，泪水滴在那个烤焦了的包子上。

    姥爷和母亲到厨房里来。

    姥姥把包子往桌子上扔，把碟子、碗震得跳了起来。

    “看看吧，都是因为你们，让你们倒一辈子楣！”

    母亲上前抱住她，微笑着劝说着。

    姥爷疲惫地坐在桌子边儿上，把餐巾系在脖子上，眯缝着浮的眼睛，唠吧着：

    “行啦，行啦！

    “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包子咱们也不是没吃过。

    “上帝是吝啬，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算精了几年的帐……“他可不承认什么利息！

    “你坐下，瓦莉娅……”

    姥爷像个疯子似地不停地念叨，在吃饭的时候总是要讲到上帝，讲不信神的阿哈夫，讲作为一个你亲的不容易。

    姥姥气乎乎地打断他：

    “行啦，吃你的饭吧！

    听见没有！”

    母亲眼睛闪着亮光，笑着问我：

    “怎么样，刚才给吓坏了吧？”没有，刚才我不怕，现在倒觉得有点舒服。

    他们吃饭的时间很长，吃得特别多，好像他们与刚才那些互相吵骂、号啕不止的人们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他们的所有激烈的言词和动作，再也不能打动我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因为生活的贫困，俄罗斯人似乎都喜欢与忧伤相伴，又随时准力求着遗忘，而不以不幸而感到羞惭。

    漫漫的日月中，忧伤就是节日，火灾就是狂欢；在一无所有的面孔上，伤痕也成了点缀……资料来源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个人收藏请勿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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