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话听起来是那样的恶心，像马戏团的小丑的表演一样。我对这个社会很失望，失望到让我觉得像我们家这样的穷人是不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大陆上的，因为这样会给整个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抹黑。

    第二天妈妈摇醒了我，说要再去一次县民政局。我看着妈妈苍老的脸，妈妈的手里还拿着昨天的那份《家庭困难证明》，不过在《家庭困难证明》里夹了两张红色的“毛泽东”。我泪水流出来了，这两张一百块钱，不知道是妈妈少吃了多少青菜，少吃了多少个鸡蛋才省出来的。而现在面色枯黄苍老的妈妈却要拿着这200块钱，去喂养那些圈养在办公室的体态丰盈的“猪”。我心痛，蒙着被子不起来，即使妈妈再怎么叫我都不答应。我没钱，我不想看着妈妈几乎是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钱去填饱那么猪的胃。我哭着，泪水在被子里流着。

    “莹莹，那妈妈自己去了啊。”妈妈的声音时那样的悲哀。

    我依旧蒙着头，轻微而蹒跚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院子里响起了自行车的声音。我猛的掀开被子然后冲了出去。妈妈还在向我这边张望着，我冲到妈妈面前，夺过了那张《家庭困难证明》就撕了粉碎。然后扑到妈妈怀里哭了起来，告诉妈妈不用了，我不再家里贷款，我要在学校贷款，被别人看不起就看不起吧。妈妈抱着我，自行车从妈妈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哐啷”的声响。

    在快开学的时候，王一民来家给我们带来了2000块钱，说是给我的生活费。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他们家会出钱资助我的。妈妈推着说不要，说家里刚卖了今年的麦子有钱，这些年来受他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可是王一民还是坚决要给，我帮妈妈接了下来，我需要钱，我想给妈妈留一些钱，这样妈妈在家就不用那么辛苦。

    在我们村上大学的五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贷款上学的，我有点羡慕黄佳敏上学可以不用交学费，而且每个月都有生活补助。可是已经晚了，我错过了那个报考师范大学的机会。开学前一天我把王一民给的2000块钱打在了银行卡里。妈妈又给了我500块钱现钱，这就是我一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的生活费了。我想尽量把时间拉长一些，这样妈妈的负担也就可以轻一些。

    大学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我的世界是如此的卑微。在我们宿舍的四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外省的，其他的都是广东本地的。每一个人的到来那么隆重，都是在爸爸妈妈姐姐姑姑一大堆亲戚的簇拥下来到这个学校的。而我只是一个人而已，背着两个背包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大学的校门。

    不过她们并没有因为这些而看扁我，她们都很好，我们在一起就像是姐妹一般。她们时时照顾我，关心我，在军训的时候帮我涂防晒霜，在我无聊的时候给我玩她们的电脑。可是这些依旧摸不了贫富差距在我心中造成的阴影。我常常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我害怕打饭的时候郭易可会问我“为什么我每次都只吃些蔬菜而不买肉”，我害怕逛街的时候阿琴会问我“为什么我总是只穿那两三套衣服而不多买一点”，我也害怕跟她们谈天说地的时候董雅会问我“莹莹，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是住茅房啊。”。虽然我可以告诉郭易可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不喜欢吃肉。可以告诉阿琴我不喜欢广东衣服的款式。可以告诉董雅几万年前我们已经搬出了山洞，几千年前我们就已经住进了瓦房。可是就是找不到理由告诉自己，为什么她们广东的人那么富有，而我却如此贫穷。

    班长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辅导员办公室。我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站了好多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应该也都是来申请贷款的。他们都靠着墙跟挤在一团站在那里，像没人要的孩子。而辅导员正在低着头看着手上的一些资料。听到门响，辅导员看了我一下，又用铅笔指了一下墙角告我说先等一下，等人齐了再开会。我便顺从的挤在那一群人里，等着其他人的到来。

    在门响了三次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大概有17、18个人吧。辅导员关了门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跟我们说，我们专业只有10个人的贷款名额（这兴许也是我们南医大的特色吧），而申请贷款的有17个人，所以必须有7个人放弃，问我们有没有人主动放弃的，我们没有人说话，辅导员说给我们三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考虑考虑。在着考虑的三分钟里，辅导员拿眼睛一个个的扫描着我们，像审查即将被卖的美洲的黑奴一样。我们静默的站着，压抑的气氛紧紧的裹着我们。明亮的办公室变得那么阴暗，刚刚下过了一场雨的黄昏，滴答的雨声还在响着和此时墙上的钟表声融为一体。我低着头看着地板，忽然有一种想逃脱的冲动，辅导员的眼光更是像一道闪电穿过我的眼睛在我心中迸发出激烈的火花。我发现我心虚了，手心冒起了汗，腿脚也软了，这个人处于一种虚无飘渺的状态。我想逃离，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不想再受这种歧视，哪怕是叫我现在退学我也愿意。请不要再让这样看着我，不要再让我想那么痛苦的事情，我受不了这种气氛。

    我想走，可是当我还没有移动脚步的时候，妈妈的样子忽然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她苍老的脸与长满茧蒲扇大的手。想起了妈妈为了县民政局那200块钱的贿赂钱而吓的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不能就这样走掉，妈妈没有钱，我不能失去这样的机会，我不能把现在我所受的折磨再加到妈妈身上。我咬着牙坚持着，忍受着周身的血液凝结在一起的痛苦。当那3分钟还没过完的时候，一个男生开门走了出去，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没有多久又一个人开门走了，依旧什么都没说，我知道他们肯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所有才会走得。等到辅导员给我们的三分钟结束的时候我们原先的17个人就只剩下了13个人了。

    辅导员看着我们，问我们还有没有人主动退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都低着头看着地板，看着自己的脚。“那你们都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我比较一下，看谁最需要这笔贷款。从左边的同学开始吧”辅导员说。然后从我的左边便传来了一个男生低沉的声音，辅导员在翘着二郎腿津津有味的听着，品尝着这个这杯生活的苦咖啡。

    这是一场竞选吧，是一场伤疤与伤疤之间的竞选，谁的伤疤更深，谁的伤疤更痛谁就会得到申请贷款的权利。

    我以为这会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伤疤与伤疤的比拼可能会引起心脏的鲜血横流。可是事实却越来越出乎我的意料，渐渐发觉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是一场在21世纪的中国由一群浮躁、贪婪、自私、可悲的人上演的一场闹剧。在这留下来的13人中，家庭情况真正在我心中算的上贫困的也只有二三个而已。他们大多数人只是想借贷款的东风达到自己胜利的彼岸。他们的理由跟贫困几乎粘不到边，大多数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能够过得轻松一点，或者用这笔钱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吉他之类的道具。这场伤疤的大比拼不但没有让我泪流满面，反而让我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搞笑。

    在那场伤疤大比拼三天后，我得到辅导员的通知说我可以申请贷款了，让我尽快把《家庭困难证明》和《家长承诺书》交上去。我才猛然想起了我把《家庭困难证明》撕的粉碎的事情。我接到通知后马上给辅导员打电话问辅导员不交《家庭困难证明》可不可以。辅导员的回答彻底击败了我那颗侥幸的心，辅导员告我说《家庭困难证明》是必须交的，而且必须有那三个章一个都不能少。想起妈妈拿钱去贿赂县民政局的场面，真的让我痛不欲生。可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没钱没势的农民家庭的孩子连一个喊冤的地方都没有。

    我给妈妈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电话那头的妈妈木然的应答着。然后我把一份填好的《家庭困难证明》传真了回去。让妈妈尽快给我盖了章然后邮回来。在等《家庭困难证明》回来的两天里，那两张红色一百块钱的样子时时刻刻出现在我面前。大概五天后噩梦结束了，妈妈顺利的给我邮回来了《家庭困难证明》，上面满满的盖了红艳艳的三个章。那最后一个县民政局的大圆章怎么看都像是100块钱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头像。

    申请了学校贷款不久我就又申请了国家助学金。这次申请助学金的同样是10几个人，可是依旧只有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中还有3个特困上名额。这次没有什么竞选，除三个特困生外，其他的人得了钱后就集合起来再10几个人平分掉，辅导员说这样公平，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如果平均就那样简单的等于公平的话，那么马克思他老人家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的谈公平了。

    那时我很想申请特困生，特困上有3000块钱的补助，而普通贫困生只有1000块钱而已。如果我申请了特困生就可以进一步减轻妈妈的负担了，并且还可以用多余的钱偿还我们欠别人的债，那么自己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可是想申请特困生的人太多了，比申请贷款时的人都多。看到这么多人我常常遣问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应该给别人留一些机会，自己已经申请到贷款了如果再申请特困生是不是太贪心了。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35_35734/53701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