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能比她服侍得更好。

    我记住了道森先生的嘱咐，在此后三四天里不时严密地监视着吕贝尔夫人。我一再突然地悄悄走进房间，但是从未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格莱德夫人和我一样留心注视着她，也没发现什么差错。我从未发觉药瓶被掉换的迹象；我从未看到吕贝尔夫人和伯爵谈话，也不曾看到伯爵和她谈话。她总是小心谨慎地、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哈尔科姆小姐。这位可怜的小姐，一阵子倦怠无力，昏昏沉沉地睡着，一阵子热度上升，几乎神志昏迷。在上述的情况下，吕贝尔夫人从来不冒冒失失地突然走近床前去惊动她。荣誉应当归于有功者（不论她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所以我这里要公公道道地夸奖吕-----------------------page214

    贝尔夫人几句。但是，她过分拘谨，她太沉默寡言，从不请教熟悉护理工作的人：除了以上的缺点，她确是一位很好的看护，格莱德夫人和道森先生都找不出一点碴儿可以对她表示不满。

    府内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伯爵暂时出门，有事到伦敦去了。他是（我记得是）吕贝尔夫人来后的第四天早晨走的；临行之前，他当着我的面十分严肃地向格莱德夫人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事。

    “您可以再让道森先生治疗几天，”他说，“但是，如果这几天里情况仍旧不见好转，您还是去请教伦敦的医生吧，到了那时候，这个倔强的医生也不能不同意另请高明了。宁愿开罪道森先生，可得保住哈尔科姆小姐。我说这番话是很严肃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而且是发自我的内心。”

    伯爵说时显得十分激动和恳切。但是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已经完全精神恍惚，好像很害怕他。她浑身哆嗦着让他自行道别，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伯爵走了以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哦，迈克尔森太太，为了我姐姐，我心都碎了，没一个朋友可以给我出主意啊！您认为道森先生的医法不对吗？今儿早晨他还对我说，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另请大夫。”

    “我虽然敬重道森先生，”我回答，“但是，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可要记住伯爵的忠告。”

    格莱德夫人突然避开了我，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忠告！”她自言自语，“我的天哪——他的忠告！”

    根据我的回忆，伯爵离开黑水园府邸将近一个星期。

    伯爵走后，珀西瓦尔爵士在许多场合都显得心情不好，再加上病人未愈，家宅不宁，我觉得他愁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有时候，连我都看得出，他好像坐立不安：一会儿走出一会儿走进，在园地里到处踱来踱去。他来探听哈尔科姆小姐和他太太（他分明对他太太日益衰弱的身体十分焦急）的情况时，关怀到了极点。我相信，他变得比以前心慈多了。如果这时候他身边有一位好心肠的牧师朋友——像我已故的好丈夫那样的人——那他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进步也许会是令人鼓舞的。我因为在幸福的婚后岁月中有过切身的体验，所以有关这一类的事情是不会说错的。

    现在楼下只有伯爵夫人可以和珀西瓦尔爵士作伴，但是我觉得伯爵夫人不大理会珀西瓦尔爵士。或者，也许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大理会她。外人甚至会怀疑，这是因为只剩下了他们俩，所以他们故意彼此回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再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尽管护理的责任已全部交给了吕贝尔夫人，但是伯爵夫人总是很早就吃了晚饭，不等天黑就到楼上去了。珀西瓦尔爵士独自进晚餐，有一次我听到威廉（男仆）说，他主人的饭量减少了一半，但酒量却增加了一倍。我对仆人说出这样无礼的话并未加以重视。当时我只训斥了他几句，但是这里我要声明，如果下次再听他这样说，那我可要责罚他了。

    此后几天里，我们都觉得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的确像是好转了一些。我们又恢复了对道森先生的信心。道森先生似乎对他的疗法满有把握；格莱德夫人和他谈到这件事时，他向夫人保证，只要自己有一点不放心，他就会去请一位医生来会诊。

    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伯爵夫人好像听了这话仍旧不能宽慰。她背后对我说道森先生的话并不可靠，她仍旧为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焦虑，正在急切-----------------------page215

    盼望她丈夫回来，好听听他的意见。根据伯爵来信，他三天后就要回来。他在出门的这些日子里，跟伯爵夫人每天早晨都有信札往返。不但在这方面，即便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俩是一对模范夫妻。

    第三天傍晚，我感到十分忧虑，因为注意到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发生了变化。吕贝尔夫人也注意到了。我们没向格莱德夫人提到这事，她疲劳过度，当时正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酣睡。

    道森先生那天傍晚来得比平时稍迟。我注意到，他一看见病人，脸色就变了，他试图掩饰他的心情，然而我看出他是惊慌了。他派人到家里取来了他的药箱，在屋子里做了消毒工作，亲自招呼我们在府邸内给他备下了床铺。“是不是寒热转成传染病了？”我悄声问他。“恐怕是的，”他回答，“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确切了。”

    依照道森先生的吩咐，我们没让格莱德夫人知道病情恶化的事。为了格莱德夫人的身体着想，道森先生断然禁止她那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待在病人的卧室里。她不答应——那情景怪可怜的——但是医师有权做主，结果还是依了道森先生。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一名男仆被派往伦敦捎信给首都的一位医生，并奉命由他陪着这位新请的医生搭最早一班车回来。送信人走后刚半小时，伯爵就回到了黑水园府邸。

    伯爵夫人立即自己担着干系领伯爵去探望病人。我认为她这种做法并不违礼。伯爵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人，岁数已经那么大，足以充当哈尔科姆小姐的父亲；再说，他探望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又有格莱德夫人的姑母这位女眷在跟前。虽然道森先生仍旧反对他进屋子；但是，我冷眼旁观，医生这一次由于自己慌乱无主，并未认真加以阻拦。

    这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很重，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她好像把自己的朋友错当作敌人了。伯爵走近她床前时，她那双以前一直不停地向屋子里茫然四顾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地紧盯着他的脸，恐怖地呆瞪着，那模样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伯爵在她身边坐下，诊了诊她的脉，摸了摸她的太阳穴，向她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然后朝医生转过身去，露出一副又是恼怒又是轻蔑的神情，这一来道森先生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气忿和惊慌得脸色煞白，可不是，一时间他就那样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接着，伯爵朝我看来。

    “病是什么时候转变的？”他问。

    我把时刻告诉了他。

    “后来，格莱德夫人还留在屋子里吗？”

    我回答说她不在。医生前一天晚上就绝对禁止她进入病房，今天早晨也吩咐过。

    “您和吕贝尔夫人都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了吗？”他接着问。

    我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了，听说这病是传染性的。他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伤寒。”他说。

    就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会儿工夫里，道森先生恢复了镇静，又像他习惯的那样口气很坚定地对伯爵说话。

    “这不是伤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抗议你来干涉，先生。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无权提问题。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已经尽了我的责任-----------------------page216

    —”

    伯爵不说什么话，只向床上指了指，这样一来就打断了道森先生的抗议。道森先生仿佛觉得这是对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种无言的驳斥，于是更加忿怒了。

    “对你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他重复了一句。“现在已经去伦敦请一位医生。我要和他诊断这种寒热的性质，但是我不和别人商量。我坚持你应当离开这间屋子。”

    “我走进这间屋子，先生，是为了神圣的人道主义，”伯爵说。“而且，如果请的这位医生来迟了，为了同样的原故，我还要再走进这间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热已经转变成伤寒，对病情这次不幸的恶化，应当归罪于你的医疗方法。如果这位小姐不幸死了，我要出庭作证，证明死亡事件是由于你的无知和固执造成的。”

    道森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伯爵还没离开我们，这时候通起居室的门开了，只见格莱德夫人站在门口。

    “我要进来，我一定要进来，”她说，口气异常坚决。

    伯爵并不去阻拦她，却自己到起居室去，让她走了进来。在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忘记伤寒有传染的危险，绝对需要迫使格莱德夫人当心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时在那一阵惊慌中，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时候道森先生反而更加镇定了。夫人刚朝床那面走去，道森先生就拦住了她。“我实在感到遗憾，我实在感到难过，”他说，“病人的寒热恐怕是传染性的。在我还没能诊断之前，请您仍旧别走进这间屋子。”

    她勉强支持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晕过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从医生身边搀起，扶到她自己的屋子里。伯爵走在我们之前，然后候在过道里，一直等到我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她救醒了。

    我回到医生那里，说格莱德夫人有话要立刻对他说。于是他就去宽慰她，说新请的医生再过几小时就会到来。那几个小时过得很慢。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都在楼下等候着，不时派人来探听消息。最后，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医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轻的人，神情严肃，而且显得很果断。我不知道他对以前的治疗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吕贝尔夫人提了许多问题，却很少去问道森先生，而且在检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时，好像也不太留心去听他的话。根据这方面的观察，我开始怀疑，伯爵对这病的诊断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道森先生等了一会儿，最后才问到请这位伦敦医生前来判断的那个重要问题，当然，他这一问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您认为这是什么热病？”他问。

    “是伤寒，”医生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伤寒。”

    那个冷静的外国人，吕贝尔夫人，这时把两只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如果当时伯爵在屋子里，听到自己的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他那满意的表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医生嘱咐我们看护病人时应注意的事项，说他五天后再来诊视，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和道森先生单独商量。他对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发表意见，他只说，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病是不是可以治好。

    大家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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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科伯爵夫人和我轮流接替吕贝尔夫人值班；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越来越坏，需要我们悉心看护。那些日子真难过。格莱德夫人一反常态地打起了精神（道森先生说得对，她只是由于对她姐姐担心焦急、经常紧张而勉强硬撑着），显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她定要每天到病房里来亲眼看哈尔科姆小姐两三次；说如果医生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以保证不太靠近病床。道森先生不得已，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和她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每天都来，总是以克制的精神严守自己的诺言，我见她这样受着痛苦煎熬，就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丈夫一病不起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惨痛），所以，无论如何，请别叫我多去描写这方面的情况了。我更高兴叙述的是，道森先生和伯爵再没有发生争吵。伯爵总是派人来探问，他本人则始终和珀西瓦尔爵士留在楼下。

    第五天医生又来了，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说，从病开始转变为伤寒后的第十天，也许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日子，他约定那一天将第三次前来诊视。这段时期仍像以前一样度过了——只是伯爵有一天早晨又去伦敦，但当天夜里就回来了。

    第十天，多谢上苍慈悲保佑，从此我们宅门里的人可以不必再焦急和惊慌了。医生很有把握地向我们保证，说哈尔科姆小姐已脱离险境。“现在她不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当心看护她一个时期就行了，而据我看来，这些条件是具备的。”以上这些话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我读了我丈夫那篇感人最深的讲道词《论病体的康复》，记得（在心灵方面）我以前读时从来不曾像这一次获得这么多的快乐和教益。

    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说来也够惨的，可怜的格莱德夫人竟然无法支持。她那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一两天后，她已衰弱得不能走出房间。道森先生只能劝她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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