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书上写的死亡日期以后离开黑水园的?”
“一点不错。”
“你怎么会想到,可能是在那个日期以后呢?劳娜自己不能告诉咱们她到伦敦的日期。”
“可是疯人院院长告诉你,说她是七月二十七日被送进医院的。我不相信,福斯科伯爵能把她留在伦敦超过一夜的时间,而始终不让她觉察出四周发生的事情。这样看来,她一定是在七月二十六日上路,一定是在医生证明书上她的死亡日期的后一天到达伦敦的。如果能够获得有关那日期的证明,咱们就可以控告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哦,哦——我明白了!可是,咱们又怎样才能获得那证明呢?”
“从迈克尔森太太提供的材料中,我想到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个办法是:去问那位医生道森先生,因为他一定知道,劳娜离开府邸后,他是什么时候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的。第二个办法是:到珀西瓦尔爵士那天夜里独个儿去的那家客栈里打听。咱们知道,他是在劳娜走后几小时离开府邸去那儿的;那样一打听,咱们就能确定那日期了。这些办法至少是值得一试的——我决定明儿就去试一试。”
“如果这一次失败了(瞧我现在老是往坏里想,沃尔特,可是,如果咱们真的遭到挫折,到那时候我又会往好里去想了),如果黑水园那儿没人能帮你忙,那又怎么办呢?”
“可是伦敦有两个人能帮我忙,而且必须帮我忙——那就是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不做亏心事的人很可能忘了那日期,但是他们是干那罪恶勾当的,他们一定知道那日期。如果在各方面都遭到失败,那我就要逼着他们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个人,依着我的意思招认一切。”
我一说到这里,玛丽安脸上就充分显露了女性的本能。
“那要从伯爵开始!”玛丽安急切地压低了声音说。“为了我,要从伯爵开始。”
“为了劳娜,咱们必须从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步开始,”我回答。
她脸上的红晕又淡下去,她忧郁地摇摇头。
“是呀,你的话对——”她说,“我刚才那样说是可耻的。我要更有耐心,沃尔特,现在我已经比从前快乐的日子里更能克制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带有一点老脾气——一想到伯爵,那老脾气就是会复发!”
“审判迟早会轮到他的,”我说。“但是,要知道,暂时咱们还不能在他生活中抓到什么把柄。”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让她恢复了镇静,然后把我的话说到了点子上“玛丽安!咱们都知道,珀西瓦尔爵士的生活中倒有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
“你指的是那件秘密?”
“是的,就是那件秘密。那是咱们唯一可以稳稳地抓住他的把柄。要迫使他不能再保全自己:要公开暴露他的罪行,再没其他办法,只有在这方面着手。为什么珀西瓦尔爵士谋害劳娜的时候会对伯爵言听计从,这除了谋财,还有另一个动机。你听到他对伯爵说,他相信妻子所知道的事能毁了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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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他说,只要安妮·凯瑟里克的秘密一暴露,他就要完蛋吗?”
“是呀!是呀!我听到。”
“所以,玛丽安,如果咱们所有其他的办法全都失败了,我就要去探听出那件秘密。我仍旧摆脱不掉迷信思想。我又要说,白衣女人仍旧在支配着我们三个人的生活。生活旅程的终点已被指定;咱们正被招引着向它移近——安妮·凯瑟里克虽然已被埋在坟墓里,但她仍旧向咱们指点着那一条路!”
5
现在立刻就谈我首先去汉普郡进行调查的经过。
我一早离开伦敦,所以上午就到了道森先生家里。我抱着上述目的前往,但我们会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道森先生出诊簿里当然登记了第二次去黑水园府邸给哈尔科姆小姐治病的日期。然而,如果没有迈克尔森太太帮助他回忆,他仍不能从这个日期准确地倒着往回推算,而我已经知道,迈克尔森太太是无法帮助他回忆的。她已经记不起(在类似的情况下,又有谁记得起呢?),格莱德夫人走后又过了多少天,医生才又去诊疗他的病人。她几乎肯定是在格莱德夫人走后第二天将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但是她不能确定那“第二天”是哪一天,因此也就不能确定格莱德夫人是哪一天去伦敦的。她也无法约略估计女主人走后又过了多久才接到福斯科夫人那封没注明日期的信。最后,仿佛上述的重重困难还不够多似的,当时医生本人又生了病,黑水园府邸的花匠给他捎去迈克尔森太太的口信时,他没像往常那样记下那是该月的第几天或星期几。
已经没希望从道森先生那里获得帮助了,但我决定再试一试,看是否能确定珀西瓦尔爵士到达诺尔斯伯里镇的时间。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到了诺尔斯伯里镇,那家客栈已经关闭,墙上贴了一些招贴。听说,自从通了火车,客栈的生意就清淡下来。车站附近新开的旅馆抢走了那家老客栈(我们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的生意,它大约两个月前就关闭了。老板带着全部财产和用具离开了该镇,至于他去到哪里,那我就无法确悉了。我问了四个人,他们谈到老板离开诺尔斯伯里镇后的计划和动向,但说法各有不同。
这时离最后一班火车开往伦敦还有几小时。于是我离开诺尔斯伯里镇车站,乘了一辆轻便马车赶回黑水园,准备去向那花匠和守门人打听。如果他们也不能帮我忙,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回城里去了。
我在离开黑水园府邸一里路的地方,向车夫问清了方向,然后打发走了马车,自己朝府邸走去。
我从公路拐上一条小道。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只毛毡提包,在我前面匆忙走向府邸的门房,这人长得很矮小,穿着一身陈旧的黑衣眼,戴着一顶特大的帽子。照我看来,他大概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名雇员;我立刻停下,让我离他更远一些。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也不朝后面看一眼,径自走得无影无踪。稍停,我走进府邸大门,仍看不见他,他分明已经走进屋子里了。
门房里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这时想起了玛丽安形容的话,我立刻认出另一个是玛格丽特·波切尔。
我首先问珀西瓦尔爵士是否在府里;她们说不在,我接着就问他是什么-----------------------page264
时候离开的。两个女人都只能告诉我他是夏天走的,我没法从玛格丽特·波切尔口中问出什么话来,她只会傻笑着摇头。年老的女人头脑比较清楚;我用话套她,她终于说出珀西瓦尔爵士是怎样走的,走时又是怎样惊动了她。她记得主人怎样把她从床上唤起,怎样大声咒骂,把她吓坏了——至于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她老实承认已经“完全想不起了”。
离开门房,我看见花匠正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干活。我刚招呼他的时候,他怀疑地瞪着我,但是后来我提到了迈克尔森太太,而且我对他很和气,所以他就很乐意和我谈话了。这里用不着再去详述我和他的谈话——这次谈话和我打听日期的其他几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花匠只知道他主人是在夜间赶着车走的,是在“七月里的某一天,也许是那个月的最后两星期里,也许是最后的十天里——”此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黑衣服戴大帽子的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
刚才我已经怀疑这个人到黑水园府邸来的目的。现在花匠不能(也许是不愿)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就更加怀疑了,为了打破这一疑团,我决定去和他攀谈。作为一个陌生人,这时我所能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打听府邸是否接待参观的来宾。于是我立刻向那人走去,这样问他。
从他的神态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知道我是谁,并且现在故意要激怒我,以便引起一场争吵。当时要不是我决意克制着自己,他单凭那十分傲慢无礼的答话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耐着性子,对他彬彬有礼地道歉,说我无意中多有冒犯(但他说那是“侵入私宅”),然后离开了园地。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猜错。我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就有人认出了我,而且明明已经通知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于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被派到了黑水园,因为预料到我会去府邸或附近一带地方调查。他只要能抓住一点把柄,就会向我提出控诉,而地方长官就会插手,这样肯定会为我的侦查工作设置障碍,至少可以把我同玛丽安和劳娜隔离开几天。
我已准备好自己从黑水园到火车站的路上受到监视,就像前一天我在伦敦遇到的情形那样。但是当时我无法觉察出,这一次是不是有人跟踪我。穿黑衣服的人可能有他跟踪我的办法,只是我无法察觉,不论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还是在傍晚抵达伦敦终点站的时候,我确实都没有看见他。我徒步走回家去;在抵达家门之前,一直留心着走附近最冷清的街道,而且一再回过头去看后面空阔的地方。这是我最初在中美洲荒野里为了预防遭到暗算而学会的策略,没想到现在,在文明的伦敦中心,我却抱着同样的目的和更大的戒心,又一次运用了它。
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安并未受到什么惊扰。这时她急切地问我事情进行得是否顺利。见我谈到调查工作迄今尚无成果,但是我却显得毫不在意,她不禁表示惊讶。
事实是,调查的失败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沮丧。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把它们当作应当履行的任务,并未对它们抱很大希望。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类似快慰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场斗争即将成为我与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一次较量。我那高贵的动机中已杂有复仇的欲望,老实说,一想到要为劳娜恢复身份,最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步步紧逼这个娶她为妻的恶棍,我就会感到一种满足。
虽然我承认自己个性不够坚强,不能禁止复仇的本能影响了我的意志,-----------------------page265
然而我仍可以于心无愧地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对于我和劳娜的未来关系,我并未存有任何卑鄙的念头;我从来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珀西瓦尔爵士被我制伏,我就要迫使他向我作出让步,私下里了结这桩公案。我从来没对自己说:“如果能够成功,我就要使她丈夫无法再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因为,只要一看到她,我就不能怀着这种念头去考虑未来的问题。只要一看到她已经可怜地变得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就只会想到要爱护她,像她的父兄一样爱护她,说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护她。现在,我只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只要她又强壮了,又快乐了,只要她又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我,又能像从前那样和我谈话,我就会喜出望外,心满意足了。
我写以上这一段话,并非出于无聊的自我标榜。读者们尽可以根据以下即将叙述的事情评论我的为人。但是,在这以前,我也不妨把自己的优缺点好好地掂量一下。
从汉普郡回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把玛丽安领到楼上我的工作室里,向她说明当时我已经考虑成熟的计划,即准备如何抓住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生活中唯一有懈可击的要害。
要探明他的隐情,就必须发现我们至今尚无法猜透的那件有关白衣女人的秘密。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向安妮·凯瑟里克的母亲寻求帮助,至于凯瑟里克太太是否肯在这方面吐露什么隐情或者采取什么行动,那又要看我是否能够先从克莱门茨太太那里获悉某些有关当地的情况和家事的底蕴。经过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我开始相信,如果要重新开始调查,我们首先需要跟安妮·凯瑟里克的忠实朋友和保护人取得联系。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找到克莱门茨太太。
多亏玛丽安头脑敏捷,她立刻为我必须解决的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办法。她的主意是:写一封信到利默里奇庄园附近的农庄(托德家角),打听克莱门茨太太在过去几个月内可曾有信寄给托德太太。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被拆散的情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件事一旦发生之后,克莱门茨太太肯定会想到要向失踪的女人最爱去的一带地方,也就是利默里奇庄园附近,打听她的下落。我立刻看出,由于玛丽安提供了这一线索,我们对成功有了希望,于是她当天就给托德太太去信。
趁我们等候回音的时候,我又从玛丽安那里获得她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生活的材料。在这方面,她所提供的也只限于一些传闻。然而,她相信所谈的一小部分材料是可靠的。
珀西瓦尔爵士是独生子。他父亲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由于一种痛苦而又不治的先天性缺陷,从早年起就避免参加一切社交活动。他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音乐,他的妻子和他兴趣相同,据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他年轻时就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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