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面，等待大家平静下来。

    “让-雅克·卢梭街的那个人死于鼠疫吗？”有个人问，他好像不太相信。

    “这我呆会儿再说。第二战线：同样是8月17日，clt在公共场所抛出了他的第一份宣言。他看中了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的十字路口，有个人在那里重拾一个古老的职业——广告宣读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右边有人举手。

    “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人在树上日夜挂上一个箱子，人们把要公布的东西塞到里面。作为回报，我想，有一点小酬金。宣读广告的人每天三次取出那些东西来读。”

    “这简直愚蠢极了。”有人说。

    “也许是这样，但生意不错，”亚当斯贝格说，“并不比卖字和卖花更蠢。”

    “或者也不比当警察更蠢。”左边有人说。

    亚当斯贝格找出了说这话的人，那是一个小个子，脸带微笑，头发是灰色的，但四分之三已经秃了。

    “没错，或许并不比当警察更蠢，”亚当斯贝格同意他的观点，“clt留下的文字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那是一些短文，是从法语甚至是从拉丁语的古书中选出来的，装在一个乳白色的大信封里，塞进箱子。文字是打印的，现场有个研究古书的人非常担心，试图把这些文字的意思弄清楚。”

    “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一个警察问，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

    亚当斯贝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

    “他叫德康布雷。已经退休，现在当生活顾问。”

    “那个地方的人都疯了吗？”又有一个人说。

    “有可能，”亚当斯贝格说，“但这是视觉问题。如果你远远地看，什么东西都好像井井有条，但一走近，慢慢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我们警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疯疯癫癫。”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夫尔跳出来表示反对，他大声说，“在广场上宣读广告的人肯定有毛病。让他找个地方发泄发泄吧，他的头脑会清醒一点。在盖泰路，付300法郎就够了。”

    大家哄堂大笑。亚当斯贝格用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慢慢地走到法夫尔身边，停了下来。大家都止住了笑声。

    “法夫尔，我刚才说，警队里也有傻瓜。”

    “你说是谁吧，探长！”法夫尔突然站了起来，两颊绯红。

    “闭嘴！”亚当斯贝格粗暴地大喊了一声。

    法夫尔一惊，立即坐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亚当斯贝格抱着双臂，默默地等了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曾经要你好好开动脑筋，法夫尔，”过了一会儿，亚当斯贝格才说，显得平静了一些，“现在我第二次要你好好开动脑筋。你有大脑，这毫无疑问。好好找找，如果找不到，就从我的眼前消失，滚出警队。”

    说完，亚当斯贝格不理睬法夫尔了，转身走向巴黎的大地图，接着说：

    “那个德康布雷弄懂了clt所放信件的意思。那些文字都是从古代的防治鼠疫条约和有关报章中选出来的。clt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描述鼠疫爆发前的预兆，然后加快了步伐，宣布鼠疫于上星期六进城了，来到了‘卢梭区’。三天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一栋被写上4字的大楼中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车库工人，独身，老实本分，无案底。尸体浑身赤裸，皮肤上有一层黑黑的东西。”

    “黑死病。”有个人说，刚才就是这个人对死亡的原因感到不安。

    亚当斯贝格看了他一眼，那个年轻的警员有点害羞，胖胖的，绿眼珠，眼睛很大。他旁边一个脸宽宽的女警员不满地站了起来，说：

    “探长，鼠疫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那个人不是死于鼠疫，可法医的报告还没出来，你就带了四个人去了现场。”

    亚当斯贝格托着腮帮子，沉思着。这个特别通气会好像成了初次交锋的战场，唇枪舌剑，比拼资格和经验。

    “鼠疫不是靠接触传染的，”亚当斯贝格说，“那是啮齿类动物所得的一种病，尤其是老鼠。它通过受感染的跳蚤传播给人。”

    亚当斯贝格白天刚刚查过辞典，他是现学现卖。

    “当我带着四个警员前往现场的时候，”他接着说，“事情已经清楚，受害者不是得鼠疫死的。”

    “为什么？”那个女警察问。

    当格拉尔来帮探长，说：

    “宣读广告的人星期六就宣布鼠疫已经来临，而洛里翁是在三天以后，也就是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之间死的。要知道，感染鼠疫后，不超过五天就会死，极少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真正的鼠疫。”

    “为什么不是呢？他可能先前就感染了。”

    “不会。clt有躁狂症，有躁狂症的人不可能作弊。如果他说是星期六，他一定会在星期六下手。”

    “也许吧。”那个女警察坐了下来，基本放心了。

    “那个汽车修理工是被掐死的，”亚当斯贝格接着说，“他的尸体后来被抹上炭粉弄黑，这无疑是想让别人联想起鼠疫的症状。所以，clt并没有鼠疫病菌，他不是一个口袋里放着针筒到处逛的天才化验员，而只是象征性地拥有鼠疫病菌，但他却真的以为自己有，而且深信不疑。死者的房门上并没有4字。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个4字并不是威胁性的符号，而是保护符号。只有门上没有4字的人才有可能被鼠疫感染。clt事先就选好了受害者，用4字来保护大楼的其他住户。他有意放过其他人，这表明他深信自己是在传播会传染的真正的鼠疫病菌。他并不是盲目乱来，他只杀一人，却放过了其他人。在他的眼里，那些人不应遭此灾难。”

    “他掐死了受害者，却以为自己是在传播鼠疫？”右边有个警察问，“如果他自欺欺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岂不是在和一个精神病人打交道？”

    “不一定如此，”亚当斯贝格说，“clt掌握着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认为那个世界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许多人以为自己能从纸牌或咖啡渣中看到未来，在对面的马路上和警队里也有这样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许多人在床头挂圣母像，相信那种69个法郎买来的人工小雕像真的能保护他们。他们跟小雕像说话，跟它讲故事。这有什么区别呢？认为是真的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只是观点问题，人的问题，文化问题。”

    “可是，”那个灰头发的警察打断他的话，“他还瞄上了别的人吗？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人是否都有可能遭到跟洛里翁一样的命运？”

    “这正是可怕的地方。今晚要在被写上4字的那些大楼中加强保护那14户门上没有字的人家。不过，并不是所有被写上4字的大楼我们都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人来报案的大楼。也许巴黎还有20多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也许还不止。”

    “为什么不发公告？”一个女警问，“这样可以通知大家。”

    “问题就在这里，发公告会引起全民恐慌。”

    “只说4字的事嘛，”那个灰头发的警察建议道，“其他事情不用多说。”

    “这样也会吓跑大家，”亚当斯贝格说，“如果不会吓跑大家，clt也会用其他方式大肆吓人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他之所以选择了那个宣读广告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传播办法。他那些过于雕琢的文字一寄到报馆，马上就会被扔到废纸篓里。所以，他开始得非常谨慎。如果我们今晚在媒体上谈论他，那就等于给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自己会开辟这条道路的。如果他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杀人，如果他传播黑死病，全民恐慌是避免不了的。”

    “你决定怎么办，探长？”法夫尔低声问。

    “救命。我们给大楼被写上4字的住户发通知，让他们到警署去登记。”

    底下一片嗡嗡声，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亚当斯贝格觉得很累，因为今晚工作得太像个警察了，他非常希望只说一声：“大家去工作吧，自己想办法。”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介绍案情、梳理问题、安排调查、布置任务。按照一定的程序，显示一定的权威。瞬息之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像孩子一样，光着身子，顶着太阳，在山间小道上奔跑。他在想自己在那里干什么，在给23个成年人上课，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他。

    想起来了，他想起来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了。有个家伙掐死了其他人，他在寻找那个家伙。制止犯罪是他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亚当斯贝格站起来总结道，“一，保护潜在的受害者；二，给受害者建立档案，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如家庭、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等；三，监视埃德加-基内广场；四，这就不用说了，寻找凶手。”

    亚当斯贝格在会议室里走了两个来回，然后又说：

    “关于凶手，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凶手也许是个女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我认为是个男人。炫耀文学才能，展现男性的傲慢，想出头露面，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肯定受害者是被掐死的，我们差不多也就能肯定凶手是男的。一个很有教养的男人，甚至极有教养，一个文化人。干得轻而易举，因为他有电脑和打印机。也许他还趣味高雅，他用的信封不同寻常，而且很贵。他具有画画的天赋，他很干净，很细心。做事很认真，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很胆怯，很迷信，说不定是个老犯人。如果勘查结果证明锁是被强行撬开的，就可以往这方面靠。重新检查姓名起首字母为clt的囚犯，说不定那是他的签名。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鼠疫呢？为什么是鼠疫？”

    “等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就抓住罪犯了。”

    大家在椅子的搬动声中解散了。

    “你分配任务，当格拉尔。我要出去走20分钟。”

    “我来准备通知？”

    “拜托。你在这方面比我行。”

    晚上8点，每个频道的电视新闻都播放了这条消息。那是当格拉尔认真起草的，要求所有公寓或大楼门上被写了4字的住户们尽快到附近的警署登记，原因已被淡化：寻找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从8点30分开始，警队的电话就没有停过。三分之一的队员们都坚守在岗位上，当格拉尔和凯尔诺基恩去拿吃的和喝的去了，食物和酒早就放在电工台上。9点30分，又发现有14栋楼被人涂写了4字，这样加起来就有29栋了。亚当斯贝格在巴黎的地图上添加了红点，名单已经整理出来，按4字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28栋大楼内房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住户现在都已被登记下来，乍一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有成员众多的家庭，有单身家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什么年龄、职业、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11点过后，当格拉尔来通知亚当斯贝格说，有关大楼内受到威胁的楼层都安排了两名警察。

    亚当斯贝格让加班的警察们回去休息，并安排了值夜班的，然后开着巡逻车去埃德加-基内广场。已经有两个警察来换班了，男的秃顶，女的脸宽宽的，也就是开会时向他发难过的那位女警察。他瞥见他们漫不经心地坐在长凳上，好像在聊天，但眼睛却盯着15米外的广告箱。亚当斯贝格悄悄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注意信封的大小，”他说，“如果你们有运气，借着路灯的灯光，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要把他截住吗？”女警察问。

    “看住他就行了。如果你们觉得哪个家伙像是写信人，就悄悄地跟踪他。我们已经安装了两架摄像机，在这栋大楼的楼梯间，所有接近广告箱的人都会被拍下来的。”

    “什么时候换班？”女警察打着哈欠问。

    “半夜三点。”

    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发现德康布雷坐在角落里，身边围着若斯和另外五个人。他一进来，大家就停止了说话，就像不协调的乐队一样。他明白，坐在那张桌子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警察。德康布雷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探长。探长，我给你介绍丽丝贝特·格拉斯冬，歌唱家；运动器材店老板达马斯·维吉尼耶和他的妹妹玛丽-贝尔；卡斯蒂永，退休铁匠；埃娃，我们的圣母1。这是若斯·勒盖恩先生，你已经认识了。愿意陪我们喝一杯吗？”

    亚当斯贝格弯下腰：

    “德康布雷，能跟你说句话吗？”

    丽丝贝特大胆地抓住探长的衣袖，摇了摇。这种特别的动作亚当斯贝格并不陌生，它很随便，甚至有心照不宣的意味在里面，好像是警队里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妓女对警察就是这种态度，随意得令人讨厌。那是在无数次检查和抓捕中锻炼出来的。

    “告诉我，探长，”她盯着他的服装，问，“你今晚是否辞职了？或者是你今天晚上化了妆？”

    “不，我每天都穿这身衣服。”

    “你磨洋工。当警察，哪能这么随便。”

    “人不可貌相，丽丝贝特。”德康布雷说。

    “有时是这样，”丽丝贝特说，“这个男人很随便，不炫耀。是吗，探长？”

    “向谁炫耀？”

    “女人呀！”达马斯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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