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生闷气好。对埃娃来说，这是真的。自从她在晚上帮达马斯算账以来，她显得活泼多了。只是，达马斯不爱她，而是爱丽丝贝特。”

    “是的。”亚当斯贝格说。他看见对方在兜圈子，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圈子兜得越远，他越没有话说，鼠疫啊、门啊也就忘得越快。现在，那几百扇门都已经写满了4字。

    “丽丝贝特不喜欢达马斯，所以埃娃在努力。当然，达马斯也在努力，丽丝贝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玛丽-贝尔在想一个能让大家皆大欢喜的办法。

    “你呢，”亚当斯贝格问，“你喜欢什么人吗？”

    “我嘛，”玛丽-贝尔脸红了，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信纸，说，“我有两个哥哥，我要照顾的男人够多的了。”

    “你在给你哥哥写信？”

    “是的。我在给我小哥哥写信。他住在罗莫朗坦，他希望经常收到我的信。我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我想让他到巴黎来，但他害怕巴黎。他和达马斯不是很合得来，而小哥哥更忍受不了达马斯。我什么都要教他，甚至要教他怎样跟女人打交道。我的小哥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头金黄的头发。可是，他一直等着我推他，否则他就不动。所以，我甚至得管他结婚，这是当然的啦。我有的是事干，况且达马斯还要空等丽丝贝特好多年。最后，流泪的是谁？顾问说，我没有义务去管这些事。”

    “他说得对。”

    “他管好多事，好多人的事。他们整天在他书房里进进出出，但他没有诈他们的钱。他的建议并非没有价值。可是，我总不能看到我的兄弟们倒霉。”

    “这并不妨碍你爱什么人。”

    “当然有妨碍，”玛丽-贝尔坚决地说，“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店铺，我见到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讨我喜欢。顾问对我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

    小饭店里的挂钟敲响了，7点半了，玛丽-贝尔惊跳起来，迅速把信叠起来，又在信封上贴上邮票，塞进小包里：

    “请原谅，探长。我得走了，达马斯在等着我呢！”

    她一路小跑着走了，贝尔丹过来收走了杯子。“她很嗦，”这个诺曼底人好像是来替玛丽-贝尔道歉的，“她说的关于丽丝贝特的事，您不要全信。玛丽-贝尔在吃醋呢！她担心丽丝贝特抢走她哥哥。丽丝贝特是个很人道的女人，不会搀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都无法理解。您留下来吃晚饭吗？”

    “不了，”亚当斯贝格站起身来，说，“我还有事。”

    贝尔丹把亚当斯贝格一直送到门口，问：“您说，探长，到底要不要在门上写上4字呢？”

    “您是雷公之子，”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还是我在广场上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

    “我的声音就是这么大，”贝尔丹扬起头，说，“是天生的。”

    “那好，贝尔丹，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前辈在你屁股上踹上一脚，要你滚蛋，你还是不要在门上写4字吧！”

    贝尔丹关上门，头仍然扬着，突然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还活着，海盗小饭店的门上就不会出现4字。

    半小时后，丽丝贝特集合房客们吃晚饭。德康布雷用餐刀敲打着酒杯，要大家安静，他觉得这种动作虽然有点庸俗，但有时是必要的。卡斯蒂永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马上就安静下来。

    “我不喜欢向我的客人发布命令，”——德康布雷喜欢用“客人”这个词，而不喜欢用“房客”，因为他觉得“房客”这个词太具体了——“你们是自己房间里的国王。然而，鉴于目前这种十分特殊的情况，我还是要求各位不要集体中毒，不要在自己的门上画上任何护身符。那种东西是在给这栋屋子丢脸。然而，我尊重大家的个人自由，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希望得到那个4字的保护，我并不反对，但我要请他搬到其他地方去，只要那种疯狂之举没有停止，就不要回来。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正想把我们拖进这种疯狂之中。我真心地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会有这种打算。”

    他的目光默默地在围坐桌边的人脸上一一扫过，德康布雷注意到埃娃动摇了犹豫了；卡斯蒂永露出了微笑，但有点虚张声势，内心并不完全平静；若斯则满不在乎，丽丝贝特一想到有人会在她的附近写4字就破口大骂。

    “很好，”若斯说，他饿了，“表决通过。”

    “说到底，”埃娃对他说，“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些可恶的东西就好了。”

    “那些可恶的东西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小埃娃，”若斯回答说，“那些传言，扯淡，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那些可恶的东西，那些4字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可以塞到口袋里，用手帕包住，让它们见鬼去吧！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

    “就这么定了，”卡斯蒂永说，“若斯已经发话了。”

    “就这么定了。”埃娃低声说。

    丽丝贝特没有再说什么，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加了一大勺菜。

    《快走！慢回》第六部分

    二十五

    亚当斯贝格指望星期天和减轻了报道力度的传媒能给大家降降温，昨晚的最后估计很让他生气，但他并没有感到惊奇：巴黎已经有四五千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另一方面，星期天，巴黎市民都有时间处理自己的门了，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大增加。总之，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如果9月22日天气晴朗，他们会出城玩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清晰一点；如果天气不好，人们的情绪不佳，画上4字的门数量就会急剧增加。

    早上一醒来，他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首先向窗外望去。天在下雨。亚当斯贝格用双手蒙住眼睛，心里美滋滋地想，不用去警队了。警方最早发现被写了4字的那25栋楼边加强了警戒，如果那个传播者昨晚不顾后果，继续作案，在警队里值班的同事会通知他的。

    冲完凉后，他和衣躺在床上等待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在胡思乱想。9点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认为这一天至少在某一方面是顺利的。那个传播者没有杀人。昨晚，他和心理医生弗雷约好，两人在圣路易岛的河堤上见面。亚当斯贝格不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椅子上冥思苦想，他宁愿找人到外面去谈谈，看着河水。弗雷并不是一个能让病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但亚当斯贝格不是他的病人，那个4字引起的集体恐慌让他大为震惊。

    亚当斯贝格大老远就看见了弗雷，弗雷身材十分高大，他举着一把灰色的大伞，微微弯着腰，脸方方正正，额头很高，脑门四周有一圈白发，在雨中闪闪发亮。两年前，亚当斯贝格在一次晚宴上见到过他，忘了是什么晚宴了。这个男人沉着冷静，温文尔雅，不露声色，举止谨慎地远离他人，但如果别人开口问他，他又马上变得十分专注。他能够修正亚当斯贝格由于职业关系而形成的有点僵化的观点。亚当斯贝格对他人他事的直觉与自己有限的医学知识发生矛盾时，便往往会去咨询弗雷。

    亚当斯贝格没有带伞，到那里的时候身上已经淋湿了。关于那个凶手及其怪癖，弗雷的了解只限于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东西，亚当斯贝格原原本本地向他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他盯着亚当斯贝格，认真地听着。职业养成的习惯使这个医生对什么似乎都毫无表情，但他专注和明亮的目光紧盯着对方的嘴，说明他对这件事很关注。

    亚当斯贝格接连不断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不容医生插嘴，最后，他说，“我认为，必须弄清他为什么要求助于鼠疫。传播者的想法恐怕并不一般，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比如……”

    亚当斯贝格停了下来，寻找适当的词汇。

    “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又停了下来，用准确的词汇和犀利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会让他感到困难，但弗雷从来不试着去帮他。

    “比如说新千年启示录，或者是悲壮的幻想。”

    “是的。”弗雷肯定道。

    “或者是吸血鬼、基督徒、外星人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东西，弗雷，可以给一个希望推卸责任的凶手充当明显的包装。明显，我的意思是说，现代人都可以理解。那个人把自己扮成是沼泽地的主人、太阳的使者或是天神，大家马上就以为这是一个疯子昏了头脑，或者是被什么秘教给迷了魂。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亚当斯贝格。你不想躲到我的雨伞下面来吗？”

    “谢谢，雨马上就会停的。但这个传播者，带着这种鼠疫走出了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不合时宜，‘古怪’，正如我的一个助手所说。古怪是因为他弄错了，因为把这种鼠疫引入我们的时代中，就像象棋中出现了恐龙一样。这个传播者对鼠疫不是太了解，他出线了。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弗雷还是那句话。

    “而且，这种鼠疫，它不管多么过时，还是唤醒了历史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我的问题是，那家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距离，他选择的课题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这种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我就认识一个。不过，请告诉我，我是否弄错了，弗雷。那家伙，不管他如何接近这个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总不会因此而成为一桩系列谋杀案的动机吧！”

    “不会。研究课题与冲动的性格无关，尤其是当这个课题出现得比较晚的时候。那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冲动。”

    “哪怕这种行为带有疯狂的性质？”

    “是的。”

    “所以，我在寻找鼠疫传播者时排除任何理性的动机，排除任何偶然因素。那个人不会说，好了，让我们选择上帝之灾吧，它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在搞恶作剧。不可能。这个传播者不是那样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他写4字的时候是带着真正的爱，他完全沉浸在这件事当中。他本能地选择了鼠疫，没有任何适当的文化前提。他不在乎别人懂不懂，他自己懂就行。他之所以要使用它，是因为他有这种需要。我就分析到这里。”

    “很好。”弗雷耐心地说。

    “传播者做到了这种程度，说穿了，是因为鼠疫就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件……”

    “家事。”弗雷补充说。

    “一点没错。你同意吗？”

    “毫无疑问，亚当斯贝格，因为没有别的解释。”

    “那好，”亚当斯贝格很开心，感到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起初，我以为那家伙可能年轻时在遥远的地方得过这种病，由于不幸，由于创伤，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感到不满足。”

    “然后呢？”弗雷鼓励他说下去。

    “然后，我绞尽脑汁，研究童年怎么会使一个人回想起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一个悲剧。我最后得出了这个惟一符合逻辑的结论：传播者已经260岁了。这种答案显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

    “挺不错。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病人。”

    “后来，我得知鼠疫曾于1920年，在我们这个已经深受创伤的世纪袭击过巴黎。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弗雷承认说，“说实话，我不知道。”

    “96人受传染，34人死亡，大部分都在贫穷的郊区。我想，弗雷，那个家伙的家庭遭到了这一痛苦，受到了部分影响，也许是曾祖父。于是，这一悲剧便根植在这个家族的传奇中了。”

    “我们把它叫做家族幽灵。”医生插话说。

    “很好，它扎了根，由于近亲中十个有一个受害，大家便不断地讲述，鼠疫这概念便深入到了那孩子的脑海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小伙子。对他来说，鼠疫成了他生命中天生的一个部分，成了他的……”

    “心理环境。”

    “对。成了他的一种自发因素，而不是在我们看来已经过时的历史现象。我想在1920年34个鼠疫受害者的名单中找出那个人的姓。”

    亚当斯贝格停下了脚步，抱着双臂，看着医生。

    “你说得很对，亚当斯贝格，”弗雷微笑着说，“你走的路是对的。不过，还得在这家族幽灵上加一点，那就是暴力干扰对他的影响。家族幽灵在一个断口筑了窝。”

    “是这样。”

    “但我要给你泼冷水了，我担心恐怕不是这样。我不会在受鼠疫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作案者，而是在一个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但这样一来，目标人物可能有数千人，而不是34个人。”

    “为什么要在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找？”

    “因为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

    “那又怎么样？”

    “如果鼠疫侵害了他的家庭，他就不会这样。他会痛恨鼠疫。”

    “我想，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亚当斯贝格背着手，接着往前走。

    “没有犯错，亚当斯贝格，只是有一个木钉没有钉正。因为，如果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威力无比的工具，那是因为，鼠疫曾在当时给他的家族以特权。他的家族肯定没有受到侵害，似乎是出于奇迹，而那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个家族为这种奇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先是仇恨幸免于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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