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梁为柱，盟军无法控制，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盟军反水，结盟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术篇第74节 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盛世才将六星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中的6计策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战而胜，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例：

    蒋介石解决割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这样的设计，基本上达到不战而胜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1927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1938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5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1942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160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1943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很少人没有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这固然有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术篇第75节 明争暗斗（1）

    明争暗斗，在蒋汪争斗中把握主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1.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打内心里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1926年3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80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分发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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