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岁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车，

    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

    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

    如果说，从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那么，真正长成为祖

    国大手大脚的儿子，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我知道，从这天起，意味着我

    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起点。但是，我真能用艺术去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服务吗？

    我将怎样去服务呢？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但到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梦想竟是如此朦胧

    ……我发现，我肩上沉甸甸的，而展现在我面前的路却很长，很长……

    写于1980  年

    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一

    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工作证是红红的。我把它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看。

    尤其是“演员”那两个字，哪次进入眼帘都好像是生疏的。一连好几天，我都

    沉浸在一种怀疑的情绪中：我已经是专业的演员了？我已经专干相声这一行了？居

    然和侯宝林、马季在一起工作了……? 记得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不安，甚至

    有点困惑的心情，走进我们共和国的广播大厦的。

    真巧，进文工团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随着侯宝林、郭全宝、马增蕙、郝爱民这些

    著名的演员，去东北兵团慰问演出。我抓住这个机会，仔细地观看老师们的表演。

    他们上台，我坐在台口，今天这边，明天那边，两个人的表演全看。我特别好笑，

    凡是相声的笑料，到我身上都起作用。一连几天，我都在笑声中度过，笑完以后，

    想想表演当中的蹊跷，却又恍恍惚惚，很不了然。

    糟糕，净笑了！我提醒自己：姜昆，你不是观众，而是专业的相声演员了，你

    没有权利光顾笑！再坐在台口看节目，我冷静多了，仔细地品嚼着演员们的每一句

    台词，注视着他们的一招一式……

    北大荒的严冬，气候冷酷得无情。侯宝林、郭全宝全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在我工作过的团部，他们冒着零下35c的严寒为我们兵团战士、职工、家属在

    广场上演出。我刚刚从这里离开，又是主人，又是客人，双重的身份使我得学做许

    多工作。早上起来，为演员们劈柴、烧水，尽量让他们在这里舒适一些。晚上抓紧

    时间背词，郝爱民跟我说：“你是这儿的人，观众熟悉你，我和你演！”我们兵团

    的领导和战士们要和侯先生等著名的演员合影，侯老提出：“让姜昆坐在中间，又

    代表兵团战士，又代表我们演员。”死拉活推，愣是让我坐在了不应该我坐的正中

    间的位置。晚上我偷偷地给爸爸妈妈写信吹牛：“让我坐在了正中间，我得意极了。

    妈妈，好日子开始了……”回到北京，我跟马季老师学说相声。他那诙谐的谈吐、

    热情的指导，在我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马季老师要我不仅说相声，而且要写相

    声：“一个相声演员能自己写相声，就像一个战士自己能造子弹一样，除非他牺牲，

    否则，他将能永远战斗！”历史和人民给我带来了幸运。当我拿起笔，开始真正创

    作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锣鼓、队伍、笑脸、欢歌，人们的感情像涌出闸门

    的水，一下子奔泻出来。不是节日的首都舞台，呈现出就是节日也没有的繁荣。马

    季老师一下子写出了《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海政文工团写出了《帽子

    工厂》。呵，我听到了人民的心声，我感到了相声真正的魅力。我激动了！

    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我也写。稿纸一张又一张，可是写的不是像《帽子工厂

    》，便雷同于《白骨精现形记》。一连憋了一个多星期，我也没有写出可用的作品。

    马季老师对我说：“我准备去湖南深入生活，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应该从生活中去

    找相声。”1977  年元旦，我结婚了，爱人李静民是文工团员、当年兵团的战友。

    我俩全二十七岁了。

    新婚之夜，她跟我说：“姜昆，我们刚到北京，工作一点成绩都没有，先不要

    孩子吧！”话正中我的心愿，但还不够。我补充说：“先不要孩子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也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想得太幸福。”“嗯？”她惶惑地看着我，我告诉她：

    “马季老师，他一年有多半年的时间在外地深入生活，我也要像他那样。我10  号

    左右就跟马季老师去湖南，去写相声！”我当时讲的幸福，指的就是温暖的家庭生

    活。

    一月中旬，我告别了新婚的爱妻，来到了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农业先进县。

    老毛病真难改。在湖南的头一个月，我又重操杜撰的故伎，编了一个相声，叫

    《斗哇记》。写一个“四人帮”的爪牙，下车伊始，伊里哇拉，把列车的客货运搞

    得一团糟，运输战线的工人如何反对他。洋洋几千字。我给老师们读得唾沫星子飞

    溅，可从他们的沉思的面容中，我看出了我这个作品是一个死胎。

    转眼就要到春节，按计划我们得回北京了。马季对大家说：“我决定不走了，

    留在桃源过春节，什么时候把节目搞完，什么时候回去！你们先行一步吧！”讲实

    话，在东北兵团八年，没有回家过一个春节。现在调回北京了，这个春节对我的吸

    引力是不小的。更何况，我是新婚，我已经几次在梦中看到妻子等我的急切目光了。

    启程的前一天夜里，我把南方的竹床压得嗞嗞乱响。唐杰忠问我：“要回家睡不着

    了？”我蹭的一下坐起来：“老唐，我也不走了。我陪马季老师留在这儿，我不拿

    个作品，我也不回去！”“嚯！那小李能答应吗？”“我给她写信。”第二天，马

    季老师的劝说没有生效，我让唐杰忠替我交给妻子一封信。我信里写着：“静民：

    ……咱们两人是在走向新的征程时结合的，在这条路上我只是刚抬起脚来，一步还

    没迈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往前走，我们可以留在原地踏步，过着舒适的生活。但

    是，注意这世界的人们，不会看到我们的戏耍，因为他们的眼光早在往前看了。前

    面正有奋力奔跑的人，而我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我和马季老师一起留在了桃源，

    过我调回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第一天，我接到了爱人的来信。桃源县文化局的于局长，当着县委书记的

    面把信读了，幸亏她写的全是支持我工作的词，要是有一句卿卿我我的甜话儿. 我

    准会闹个大红脸。

    这天晚上，县委的领导带着马季老师和我到化肥厂参加劳动。第二天，我又和

    马季老师到了水利工地，和“三八采石组”的女青年们开了座谈会。

    初三，县文化馆的同志请来了县里有名的民歌手，为我们演唱了优美动听的桃

    源民歌。这个佳节可真没白过，它给了我创作相声的素材和主题。我以“采石组”

    的女指导员三推婚期的事迹，开始编写相声《迎春花开》。马季老师听了我的构思，

    看了前半段，对我说：“这么写，路子就对了，你把它交给我吧，我也帮你写。”

    仅用了两个夜晚，主题升华了，高潮写出来了。他说：

    “我写出了《新桃花源记》，你写出了《迎春花开》，咱们丰收了！”本子写

    完，还要把它排出来，立在舞台上。两个相声，我和马老师互为捧逗，在县里面演

    出了。第一次演自己的作品，我的腿哆嗦，脸也哆嗦，我觉得脸蛋上的肉，神经质

    地抽搐着。马老师在台上诙谐地抚着我的脸对观众说：“看，小伙子激动得脸都跳

    舞了！”观众笑了，我却居然平静了下来。

    我聚精会神，一板一眼地唱着他们熟悉的桃源民歌。演出结束，观众热烈鼓掌。

    我整个上衣的后背，全让汗水湿透了。马季老师也满脸汗水，但从他的微笑中，我

    看到了他对下一代相声演员的期望。

    我们在桃源县是住在一个风景区——桃源山上。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以此为模

    写出了《桃花源记》。这里的风景别致，山青水绿，有穴洞，有庙宇，有瀑布，有

    青竹。朝闻金雀鸣啭，晚听流水潺潺。几次都想写一篇美美的散文，记下我当时的

    所见所闻，可是为了相声，我一直没动笔，怕耽误了时间。

    在那里，我也曾为此遗憾过几次，可《迎春花开》的演出成功，弥补了我心中

    的遗憾。以致现在这篇处女作，成为我初去桃源的最好纪念。

    初战的成功，给了我前进的信心。我对马季老师说：“我要自己写第二个作品！”

    “好！”这个字儿他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回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我就和赵炎搭伴

    儿到了北京郊区平谷县。

    平谷县城正在召开“优秀教育工作者大会”。我们借来一大摞会议材料，并且

    请来了优秀教师和他们座谈。接着，半个月中写了四五稿，一个歌颂人民教师的脚

    本算是完成了。马季、赵连甲老师一看，建议给脚本做大手术。

    星期天，本来要和小李一起去看爸爸、妈妈的，结果她一个人去了。一整天，

    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中午饭都没吃。下午5 点，小李赶回来了，问我话，我没

    答理她，脑子麻木极了。那个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我能自己写相声吗？本来很沉重的心，更沉了。小李拉我散步，我没有心思，

    可是觉着刚才委屈了她，我同意了。

    在广播大厦的立交桥下，我们散步，心绪开阔了许多。我向她说了我刚才脑海

    中闪过的那个念头。她笑笑说：“你总说创作艰苦，你感觉到压力，可是咱们兵团

    不是有句老话：压力变魄力，压力变动力吗？”这一说，我清醒了许多，拉着她的

    手说：“回去吧！你做饭，我写！不写完，不吃饭。”她说：“不，先吃饭，吃饱

    了再写！”这天的夜里3 点，我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第二天我读给马季老师

    听，他点头了。

    就在我和赵炎排这段相声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批判“四人帮”对教

    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个节目，正应时当令，我和赵炎虽只演出了四五场，可

    全国都开始播放，电台一天播三四次。我满以为可以松快松快了，马季老师却当即

    提醒我：“播出去，就再写新的！老得不断地写，这就是电台工作的特性儿。”我

    天真地问他：“那什么时候是头呀？”他回答：“反正我在电台干了二十多年了，

    还没看见‘头’的一丝影儿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向前闯。《喜事》、《科学

    院的春天》、《爱的挫折》，相继问世。对搞相声事业的信心，我有了。可对文艺

    真正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在我写相声《如此照相》之后。

    这年的5 月份，北京摄影行业要举行肖像展览。我和赵炎被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邀请去照人头像。赵炎的形象比我好，摄影师反复地为他照。我坐在旁边等着，便

    和照相馆的师傅们随便聊起天儿来。

    “为我们写段相声吧！我们照相馆可乐的事儿可多了！”“就讽刺我们某些人

    的服务态度吧，有人把老头的照片儿给寄到大姑娘手里，小伙子取的像片袋里装的

    却是老太太，哈，哈……”好题材！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便动起手来。很快，《

    在照相馆里》完稿了。但内容庞杂，有讽刺十年动乱时期“十个不照”的，有批判

    服务态度不好的……给人一读，人们说，太乱了。于是，我又一次去照相馆。

    一个师傅的经历，使我的脑子豁然开朗。他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每照一

    次相，得带着顾客唱一首歌儿：“东风吹，战鼓擂……”没有两天，他的喉咙哑了，

    医生给他开了假条：禁声三天！一个摄影师，居然和演员一样，需要“禁声”，多

    逗！

    这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勾起来了。背“老三篇”，唱”

    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全有切身的体会。鲁迅先生讲过，喜剧就是把生活中

    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我要用讽刺的手法让人们看看十年动乱中闹剧的一

    角。

    一连几天，创作的灵感如潮水，涌呵，涌呵，促着我手中的笔不停地写。

    多少回忆呵、多少辛酸的回忆呵，不就是因为人们让几个政治骗子的愚弄，才

    有国家混乱、人才埋没、冤案重重的人间悲剧吗？十年动乱，确是一场恶梦，每个

    人在这场梦中都掉过眼泪。有悲痛，有冤屈，有愤恨，有辛酸。我想起了我十九岁

    进了“劳改”队，让人看着劳动；我想起了我从兵团“逃跑”回来，让人们痛斥我

    “逃兵”；我想起我在那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乱往前闯的情景。一幕一幕，倒让

    我笑了。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悲与喜，愁与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相互转

    换的。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多余的愤慨，善良的顺从，构出一幅人被人愚弄

    的画面。我要用笑声让人们记住这历史的一页！老太太摆“革命姿势”，结婚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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