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觉得革命似乎把他们“忘”了。只有县党史办需要当年渡大军的材料了，来个工作员，开个座谈会，给老头子们散几根带把儿的烟。

    再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或搞电视剧什么的。来了，询问一番，再感慨一番，任什么问题也帮他们解决不了。但是，他们还会把他们知道的，详尽地、不厌其烦地说出来。说出来“痛快”，只是心底有些空落落的。

    也有不愿谈的。我们曾为找沙河涯的孔月仙，从河南的台前县跑到山东的阳谷县，又从山东阳谷跑回河南台前。

    1947年渡河的时候，刘邓就住在她家。那时她是新过门的媳妇，执意把新房让给刘邓住，自己住西厢房。刘邓不肯，一个住了西房，一个住了东房，堂屋仍让孔月仙住。

    那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孔月仙。天已经黑了。孔月仙躲在厨房就是不出来。她说她谁也不见。她家房子四处漏雨，都快塌了，想拆了重盖，上面说是革命文物，不让拆。既是革命文物，也该修缮一下，可是也没人管，弄得60多岁的孔月仙一下雨就往闺女家跑……

    我们闯进了台前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陈述了老水兵们的愿望和要求。

    贤达的县委书记并没有怪我们“多事”。他诚恳地说：

    “……如果我满足了水兵的要求，磨面的找上门我管不管？还有造船的、修路的、抬担架的、做军鞋的……说到底，我们县太穷。才不吃返销粮了，可还是个贫困县。

    “对你们说这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要说一句，请你们三年后再来我们台前县。那时候请你们再各处走一走，听听老辈人的反应，会和今天不一样的。

    “我敢说这话，不是我有多能，而是我手里有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县委规划三年后经济翻两番，如果京九深（北京——九江——深圳）铁路开通了，我们县在铁路线上，那就不是翻两番了。全县富了，水兵们也富了，造船的、修路的……都富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根儿上说，也是刘邓大军前仆后继渡黄河的目的。你们说对不对？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刘邓大军的黄河没有白渡……”

    大势中原大势中原第3章 横阵造势

    鲁西南 黄河南岸 1947年7月2日

    刘邓大军第1纵队自孙口、林楼横渡黄河，一刻未停，随即以每小时20华里的强行军扑向百里外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七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路上的土晒得滚烫，战士的脚板蹭过去，一步一串白烟，整个队伍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

    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像死蛇盘蜷在褐色的土地上。大群苍蝇呼地飞起，呼地落下，嗡嗡嘤嘤，吮吸着已经溃烂的生瓜……

    战士们都是庄稼人的孩子，庄稼对于种田人意味着什么，在他们幼年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的时候就明白了。眼前这一片干枯的失去生命的高粱、豆子、瓜藤使他们心疼。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又滚又爬，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1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俺报仇哇！”

    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曹福霖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五天，把大路两边五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违者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像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一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他们的理由坦白而简单：高粱隐眼，共军来了望不见，国军撤时也不方便。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梁米为食，以高粱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拔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藤都得拔，因为这些东西“跑时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三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了老汉，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去年，部队也是这个时候来鲁西南。这儿的老百姓和太行山的老百姓一样，亲得很。火热的天，他们冒着炮火把西瓜一直送到战壕里，堆得吃不完。妇女们给伤员洗血衣、喂饭；伤势重不能进食的，她们就挤出自己的奶汁一匙一匙地喂。第1纵队第2团的张玉楼就是这样被救活的。这次行军路过那个村，他向连长请假，执意要去看看那位大嫂。连长给了他10分钟。10分钟后他哭着回来了，说大嫂被曹福霖的兵糟踏了，跳了井……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的日本种大洋马四蹄生风，扬起漠漠黄尘。

    杨勇是湖南测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解放战争初期，他又指挥部队解放了郓城。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1纵不能有半点含糊！”

    今年3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7纵队合并，杨勇担任了合并后的第1纵队司令员。3月下旬豫北作战，第1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结果守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1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炸桥任务。新1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极大。虽然经过战斗检讨、整顿休息，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虎威，还要看郓城之战……

    “郓城！”

    杨勇策马扬鞭，沉沉的思虑中不由得喊出声来。

    他没有料到刘邓又把攻坚的重任交给了他的1纵。这种对部队的信赖在刘邓是一贯的，而对于杨勇则无疑是沉重上复加沉重。

    杨勇跟随刘邓这些年，常为刘邓爱兵之诚、用兵之活而铭佩。踏上这块昔日的战场，他不禁想起：去年7月，执行中央指示配合山东战场，跟随刘邓二出陇海，100天内打了五个极漂亮的仗。

    那时刘邓东进之军仅有6万人马。但刘邓率兵见利不失，遇机不疑，宽大机动，游刃有余，忽动忽静，忽打忽高——不攻示以攻，攻示以不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敌顺理成章断判，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古老的兵法韬略在刘邓手里无穷尽地发展、创造，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五战五捷之后，敌将领刘广信说：

    “如其说我们受白崇禧、陈诚指挥，不如说受刘伯承指挥。”

    有文人填词相贺：

    扑面尘沙，黄河故道，堤长水浅人迹少。弃粮诱敌

    夜匆忙，鄄南回马如风扫。齐魏争雄，孙膑减灶，战场

    还是中原好。古今名将齐旋律，欢呼刘帅用兵巧。

    刘伯承在五战结束后，应记者要求发表谈话：

    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3师及47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完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目前这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反攻的局面即可出现。

    时间在浓烈的硝烟中匆匆而逝。眼下刘邓率领着南征大军已经踏上了反攻的征途。如果说胜利渡河是揭开大反攻的序幕，那么攻打郓城则是大反攻的头一炮。杨勇吸了口气，在疾驰的马背上点燃了一支烟，他这一手连邓小平政委也自叹不如。

    他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件趣事：

    八岁那年，他和伙伴们在村后的坟地里玩“抢江山”，这是杨勇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守在坟头上，大家向他进攻，谁最后守住“高地”，谁就是坐江山的“司令官”。杨勇个子高，力气大，伙伴们“死”得四肢朝天，谁也夺不走他的“江山”。他极得意，觉得当司令官是件很容易的事。为了这个“司令”当得像样，他偷偷跑回家，把屋梁上悬挂着的一块腊肉割下来，带上火柴，提上铁锅，飞快地跑向“阵地”。他的“三军部下”一边大嚼腊肉，一边喊他“千岁”“万岁”。

    35岁的杨勇想到这里淡淡一笑，举起烟猛吸一口，任那烟缕在胸间左冲右突，回肠荡气。许久，才慢慢吐出，已是淡淡的一丝了。

    司令官，这千钧压顶的司令官哟！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1纵队参谋长潘焱喊道。

    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黛色的曲线。

    潘焱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帐也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杨勇无语。

    黑黢黢一片城廓浮动在日光的辉圈里，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廓神秘幽暗，像神话里16世纪的古城堡。

    郓城到了。

    鲁西南 郑家庄 1947年7月7日

    鲁西南的农家院舍里几乎都栽种着一两棵石榴树。油绿的叶片，蓬茂的枝蔓，无拘无束，爽朗豁达，花如火，果似焰。鸡叫三遍，天色微亮，石榴树上就响起叽叽喳喳的鸟鸣，欢畅得像一台戏。

    刘伯承习惯黎明即起。第一件事，问警卫员天气，然后洗漱，再后就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直到吃早饭。多年了，睡得再晚也照旧早起。昨晚上掌灯校译《合同战术》，直到午夜才灭了灯

    邓小平也喜欢早起，冲个凉水澡，然后到村外田野上做操、散步。

    无论性格、嗜好，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譬如打牌，刘伯承几乎没一点兴趣，邓小平却在闲暇之时常常摔出一包烟，围坐在参谋、干事中间，只要不影响工作、打仗，一把扑克牌甩得昏天黑地。

    偶尔，刘伯承笑嘻嘻地站在他们身后看一会儿——自然也看不出啥子门道，不过凑凑兴一一然后或铺开纸砚舞弄他的书法墨宝，或斜靠在铺上看他的书。

    那边甩得噼里啪啦，这里写得、看得津津有味。互不干扰，互不排斥，似乎缺了一方，倒难以达到“相反相成”的妙境。

    邓小平说过：“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分。同刘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天清晨，邓小平走出房门，刘伯承已经坐在石榴树下了。

    邓小平拂着短头发茬上的水，见刘伯承捧着的是一本俄文书，说：“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刘伯承拍拍木凳上的一本俄文辞典：“我也离不开拐棍儿。这本辞典不好，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了。”

    邓小平捧腹大笑，做他的野外活动去了。

    刘伯承看了几页书，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来了，递上一本油印的小册子。

    “哦？印好了！”

    刘伯承高兴地翻了一下，抬起头。

    “辛苦了。坐吧。啥子时间过河来的？”

    “昨天夜里。”

    柴成文白净的脸上透着重重的倦色。

    这是一本关于大别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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